Newsletter第125期：公益慈善是道德负担还是理性追求？

四海一家 相互依存 平等对待 彼此支撑 沟通分享 合作共赢

编者按

当前，一谈起公益慈善，多数情形都是从philanthropy的古希腊、拉丁词源，谈到西方宗教的慈善文化与传统，而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来梳理、看待公益慈善精神的研究和讨论极为鲜见。

中国的公益慈善果真是：传统比较缺乏，理念比较局限，领域比较狭隘吗？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公益慈善的元素，那么其蕴含精神又是什么？它到底是理性追求还是一种道德负担？在新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对传统进行改造和更新？

为此，在2014年12月8日召开的第六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友成基金会策划并主持了“找寻中国精神——大互联时代下看中国文化的公益精神”分论坛。我们特别邀请了文运先生进行主旨演讲，在讨论环节，文运先生进一步从 “公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看问题的基本视角”进行了观点分享。

本期Newsletter中所刊发稿，是根据文运先生主题演讲及讨论发言整理而成，特刊发，以飨读者。

就此话题，我们欢迎您的分享、反馈和意见，请回复media@youcheng.org。

找寻中国精神论坛Ÿ-嘉宾讨论

·找寻中国精神——大互联时代下看中国文化的公益慈善精神

【找寻中国精神·Ÿ主旨观点】

道德负担还是理性追求？——文运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精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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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运先生认为，因陀罗网境界门告诉我们，万事万物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借助其蕴含的主伴圆融思想，我们需要的是立足当下，反求诸己。在儒家看来，想要余庆，须先积善；在道家看来，想要成仙，须先立善；在佛教看来，想要成佛，须先帮助一切众生。因此，公益慈善不是一种道德负担，而是一种理性追求。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儒释道思想，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所知甚浅，站在这个讲台上诚惶诚恐。我并没有专业的资格来谈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只是借此因缘，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理解，希望给大家提供一点儿参考和启发。

·大互联时代与因陀罗网

今天要在这里介绍“因陀罗网”这个概念，是因为今天大会的主题强调从大互联时代看公益慈善。大互联时代以互联网为基础，互联网的名字也叫做因特网，它是当今信息时代得以出现的技术前提，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就会发现有一个与因特网非常接近的词汇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1600年了，这就是在汉传佛教最重要经典之一的《华严经》中所出现的“因陀罗网”。

因陀罗网是帝释天宫殿前面的一个网，这个网上有无数的珠子，每个珠子都能映照无数影像；这些珠子和珠子之间又互相映照，从而每一个珠子都能映照出重重无尽的影像。正所谓“一明珠内，万像俱现，珠珠皆尔，互相现影，影复现影，而无穷尽”，这个概念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当我们回到“因特网”也就  是互联网上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互联网的网址就类似于因陀罗网上的明珠，每一个网址的背后都是一个“万象俱现”的网页，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每个网页中又可以包含许多个网址链接，你只要点一下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其所指向的网页的内容，而这些网页中又可以包含很多个网址链接，如是反复，至于无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网址，就可以走入整个互联网世界。这与“影复现影，而无穷尽”的因陀罗网何其相似啊！

因此，我在这里要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大互联时代并不陌生。进一步说，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智慧，还可以给我们今天这个大互联时代提供宝贵的启示。比如说，汉传佛教华严宗教义的“十玄门”中有个“因陀罗网境界门”，就是用因陀罗网明珠互相影现、重重无尽来描述世界万事万物互相关  联、互相影响的真相。《华严经》说，如来出现“非以一缘，非以一事，而得成就；以无量因缘，无量事相，乃得成就”。不但如来出现是如此，“彼一众生身，无量因缘起”，“如知一无量，一切悉亦然”。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物、任何一件事，都受到重重无尽的因素影响和重重无尽的条件制约。在过去，这一点不容易被人理解。时代发展到今天，进入大互联时代之后，这种智慧已经不再是荒诞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信息之间互相含摄、互相影响，1+1早已远远大于2，也就是一种生动的例证。

·立足当下，反求诸己

在大互联时代，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和认同事物之间具有重重无尽的相互影响。问题是，既然有无数因素都会对一件事的成败产生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和把握呢？

虽然我们都力图把握所有的外在影响因素，但由于现实条件所限，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虽然通过努力，我们能够把握一定程度的外在影响因素，而且这种把握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相对于无穷无尽的外在影响因素而言，我们能把握的永远只是一个有限的量。从数学角度说，任何一个有限的量，无论它有多大，当它的分母是无穷大的时候，结果都是趋向于零。

那么，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因陀罗网境界门”告诉我们，因缘虽然重重无尽，但是随举其一为主，余则皆为其伴，皆会受其影响，这就是“主伴圆融”的思想。也就是说，只要立足当下，立足自身，把握住自己的当下这一主要因素，就会重重无尽地影响到一切其他因素。

儒家也早就说过“君子求诸己”、“有所不得，反求诸己”的道理。《大学》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就是说当自己一人独处的时候，要想象有十双眼睛在看着自己，有十双手在指着自己，不能放松、懈怠。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已经是现实了，我们不是更应当从当下做起，从自己做起吗？

·儒释道的公益慈善精神

今天的话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益慈善精神。之所以前边要说因陀罗网，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精神也是以此认识为基础的。世界万事万物彼此影响，我们对别人施加的作用力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帮助别人终将利益自己。

易经》是儒家五经之首。其中有一句话与公益慈善有重要关系，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是用来解释坤卦初六爻辞的。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霜的时候要意识到，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变成冰冻三尺，这就是“驯致其道”。同样，如果坚持积善，将来必有余庆，也就是说，坚持将善事做下去，将来一定能得到好的回报。这一认识也是以万事万物之间存在因果关联性为基础的。正是因为一切事物都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所以《易经》才用阴阳关系来概括万事万物之间的规律性，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与天地准”的道理。因此，即便仅仅是一个善念、一句善语、一件善行，累积下去，最后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好处。

道教《太上感应篇》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也就是说要想当神仙，先要做好公益慈善。

为什么是这样呢？《道德经》说“反者，道之动”，我们对外界释放的信息或作用力，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因此，一千三百善的作用力反馈到自己身上，才足以让自己成为天仙；三百善的作用力反馈到自己身上，才足以让自己成为地仙。

佛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说“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就是说，菩萨必须具有公益慈善精神。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是修行大乘菩萨道的四摄法。布施，就是用财富等直接帮助别人；爱语，就是用语言温暖别人；利行，就是成人之美；同事，就是与人同甘共苦。这体现了佛教非常全面的公益慈善精神。菩萨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普贤行愿品》说“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原来，帮助众生或者说做公益慈善，正是菩萨成佛的前提条件。在佛教中，佛是觉悟者的意思，  也就是彻底明白了一切真理的人。为什么佛要明白一切真理呢？因为他要帮助一切众生。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决心帮助一切众生，发起终极的公益慈善心，最终的结果就是他自己成佛。

总结一下，在儒家看来，想要余庆，须先积善；在道家看来，想要成仙，须先立善；在佛教看来，想要成佛，须先帮助一切众生。因此，公益慈善不是一种道德负担，而是一种理性追求。

【找寻中国精神·主旨观点】

公益慈善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生命境界——文运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精神（二）

编者按

文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求真，而非道德说教；汉传佛教在形式上有外来因素，但在内容上与儒道高度一致；性善并非仅指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从心性层面讲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益慈善不仅是社会个体行为，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生命境界；改造和更新传统应当以理解和继承传统为前提，以免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

作为传统文化爱好者，在此补充五点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求真，而非道德说教。

传统文化中有种种道德观念，但这些道德观念并不是由谁编出来的，并不只是一种说教，而是建立在古人对真理的追求和认知的基础上的。

第二，汉传佛教在形式上有外来因素，但在内容上与儒道高度一致。

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形成八宗并立的汉传大乘佛教体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互相改造的过程。事实上，同期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并不只是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但最终融入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只有佛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与一般的外来文化不同，它与儒道等本土传统文化思想高度一致。正是因为儒释道思想有内在的相通性，佛教才吸纳儒道因素，发展为汉传佛教；儒家才吸纳佛教因素，发展为理学；道家才吸纳佛教因素，发展为道教。

儒家最宝贵的思想，在于培养人的责任心，也就是解决价值观问题。儒家告诉我们，人可以成为圣人，或者说大人。大人什么样呢？孔子在注解《易经》时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人可以兼备天、地之德，像天一样轻淸无私，可以胸怀天下，像地一样厚重堪忍，可以承载一切；人可以兼备日、月之明，像日光一样给万物带来温暖，像月光一样给万物带来清凉；人可以兼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序，进退自如；人可以像鬼神一样，洞悉吉凶，趋利避害。这样的人能够做到“以一人而奉天下”，将天下人都装进自己的心里，这就是圣人。

道家最宝贵的思想在于培养人的智慧，也就是解决方法论问题。道家非常重视“无”的智慧。《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是说，“无”是万物的本源；“无为”才可以“无不为”，亦即放弃主观成见，遵循客观规律，才可以无所不成；“无身”才“无患”，亦即突破了对身体的执着，才不会有拖累。要能够做成事情（无不为），就要善于求道；要求道，就要善于做减法，突破自己的主观成见，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佛法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慈悲和智慧。只有悲智双运，福慧具足，才能成佛。佛法讲的慈悲，要求普度一切众生，这与儒家“以一人奉天下”的价值追求，显然是一致的。佛法讲的智慧，要求破除我执，实现无我，这与道家“无为”“无身”等关于“无”的方法论，显然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佛教进入中国后，由儒入佛者、由道入佛者都很多，绝大多数汉传佛教祖师都精通儒道思想；反过来看，佛教的精神也被从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和高度充分挖掘出来，形成了汉传佛教的独特教理教义，与印度佛教以及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有明显区别。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性善并非仅指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从心性层面讲的。

性善，性恶，究竟哪个对？或许都对，因为大家讲的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汉传佛教的教理，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性善。

当我们只关注心外之境，也就是心向外求的时候，人性经常会表现出恶的一面。外在的物一般都有零和冲突性，也就是说别人得到了，我们就得不到，反之亦然。对于符合自己心意的，要求多占，就是贪；对于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不断排斥，就是嗔。贪婪和排斥、占有和争夺，等等，都体现了人性的恶。因此，西方宗教讲原罪。

当我们关注内心念头，也就是心向内求的时候，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很善良的人，也会有很不高兴的时候，这时候内心闪现的念头有排斥、有愤怒，会体现恶的一面。一个很坏的人，也会有温情的时候，比如对着他的恋人、他的孩子，内心涌现的念头也会有爱恋、有付出，会体现善的一面。因此，荀子讲性恶，引导大家通过学习来约束自己的恶念；孟子讲性善，引导大家通过学习来发扬自己的善念。

当我们关注内心的能知能觉本身，也就是发明心性的时候，每个人的能知能觉之性都是纯善的。比如，我们从5岁到50岁，同样是关于快乐，引发快乐的外物会有很大变化，过去可能是一块糖，现在则可能是名誉或金钱；内心快乐的念头也会有很大变化，过去可能很单纯，现在则要复杂得多；但是，能够知道自己快乐的那个能知能觉的心性却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个能知能觉的心性，含摄一切念头，能生一切念头而不自生，是纯善无恶的。因此，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或许，孟子、荀子讲性善、性恶时，是从内心念头善恶混杂的层次，各取一端，为己所用。但自隋唐汉传佛教兴起之后，性善就已经追溯到了心性的层次，这就不再是为我所用的权宜引导，而是揭示了人的心性真相。汉传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道精神，正是建立在对心性纯善的认识基础上的。

第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益慈善不仅是社会个体行为，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生命价值。

有专家讲中国的公益慈善传统是比较缺乏的，传统文化的公益慈善理念是比较有局限性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公益慈善领域是比较狭隘的。如果以现代公益慈善的行为模式和理念作为衡量标准，或许，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公益慈善精神的本质，也就是利他精神上来，就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利他精神，而且这种利他精神不仅仅局限在现代人所理解的社会个体的公益慈善行为上，还构成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治理理念。《道德经》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求执政者完全以百姓为念；《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执政者以德治国、爱护百姓、止于至善；《礼运》说，在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也就是说抚孤托幼、养老济贫乃至残疾人保障等公益慈善事业是个人和国家的共同责任。以公益慈善精神要求执政者，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利他的公益慈善精神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自利利他，这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就是追求自利利他相统一，不让公益慈善成为负担。因此，儒家主张“爱有差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大公无私”，而是强调普通人只能从自利利他做起。二是忘我利他，这是修养更高的人的追求，就是忘掉个人得失，功成而弗居。因此，墨家主张“兼爱”，这也并不是否定“爱有差等”，而是强调还有比“爱有差等”更高的利他境界。三是无我利他，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彻底摆脱我执的束缚，永远利益众生。当然，这也就是佛菩萨、真人、圣人的境界。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利他的公益慈善精神既是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涵，也是生命终极价值的奥妙所在。

第五，改造和更新传统应当以理解和继承传统为前提，以免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资源并不丰厚、环境并不安宁的土地上，生存、发展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自然灾害、无数次战争灾难，甚至政权也数次亡于外来入侵，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却从未中断，无论是元朝的蒙古人还是清朝的满洲人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在这样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面前，我们不应当忽视，也不应当轻视，而应当保持敬畏、景仰之心。否则，在没有文化继承的情况下高谈文化创新，在没有文化自信的情况下奢论文化借鉴，终将陷入夜郎自大、邯郸学步的困境。

142年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出国，总共只有30人。此后，陆续又有一些人出国留学，直到建国前，数量可能不超过十万人（有统计说，自晚清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留学生一共只有14万人）。众所周知，这些留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以来，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在数量上已经比建国前多出十几倍（有统计说，1978年至2009年，我国出国留学136万人，回国37万人），但很遗憾，他们对中国的贡献，至少从目前看，还远远不能与一百年前的留学生相提并论。

同样是出国留学，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用邯郸学步来说明。一百年前，出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步法，因此，他们到国外，自觉地寻找、也在相当程度上找到了能够弥补当时中国不足的新东西，从而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就是说借鉴邯郸的步法提高了自己的步法。一百年后，我们送出国的孩子并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自己的步法，因此，他们出国后，就只能全盘接受国外文化的影响，回国之后自然发挥不了一百年前的留学生所曾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当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之后，内心就有了一个选择标杆，从而就能够学到西方文化中处在这个标杆之上的先进内容，进而就有可能回应时代需求，将中国文化  推向新的高度。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继承，内心就没有文化上的选择标杆，从而就很难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东西，热衷的、学到的反而往往正是西方文化中低层次的、和感官欲望相连的那些东西。

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文化创新，都不应该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

【找寻中国精神Ÿ·嘉宾讨论】

找寻中国精神——大互联时代下看中国文化的公益慈善精神

编者按

2014年12月8日下午，第六届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之“找寻中国精神——大互联时代下看中国文化的公益精神”分论坛举行。论坛由友成基金会王平理事长主持，会议邀请了中央文史馆书画院执行院长焦自伟（文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周秋光、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郑筱筠女士共同把脉传统文化与公益慈善，一起找寻大互联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精神。

王平：实际上我们中国的慈善的观念是更加深刻，更加有哲学和系统性科学性。为什么我们在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专门设了这么一个环节，叫“找寻中国精神”？因为公益这个词汇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因此，在公益界，包括秘书长培训班，包括MBA的课程，讲它的源头基本上是从欧洲讲起，从美国讲起，从这个词汇英文的含义去讲，从新教、从资本主义的精神讲起，还没有从中国的文化，从中国的精神这个角度系统的阐述过。

因此，我邀请了焦文运先生，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神和我们现在的公益慈善有什么渊源。刚才焦先生已经从头把互联网，因陀罗网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和世界的内在关系，我们每个人的发心，是不是善良的，和我们未来感受到的因果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大概已经做了一个提示性的讲解。因此，我们今天专门找时间跟大家探讨我们中国精神对当代慈善的影响。

周秋光：中国慈善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土壤里面。中国传统文化和慈善是个什么关系？这是个土壤和根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慈善思想，或者慈善精神的源头。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其实是一种宣扬行善的文化，它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这个基督教的文化它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罪恶，在这个罪恶当中没有爱，他要有爱，他必须归上帝，只有归上帝以后，他才有爱。 这种爱的本身是来自一种外在的宗教精神。

中国的慈善文化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在人之内而不是在人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的表现。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它极力宣扬一种道德的忍耐精神，以人为内核，而讲求由仁趋向善。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它极力宣扬一种道德的忍耐精神，以人为内核，而讲求由仁趋向善。以爱作为中心，构筑起包括大同思想、人本思想这么一个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也就成为了中国慈善思想最主要的理论渊源。对于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比方说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止有儒家一家，还有道家，还有佛教，还有墨家，还有管子、还有法家，等等。这些诸子百家，特别像是道家，像墨家和佛家，在慈善的理念上，他们之间还是有差异的。

但是，在对于爱人与从善这个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像道家主张赏善罚恶，提倡知足常乐。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要让饥者得食，寒者得医，要使天下之人兼相爱，达到强不劫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佛家主张慈悲为怀，因果报应，为一切众生造福田。

王平：非常感谢周老师，从历史上不同的流派，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道家以及墨家，一直到对现代慈善一些流派，包括对中西方的比较做了阐述，下面有请郑筱筠老师，从宗教的角度来阐述。

郑筱筠：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公益的帮助。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慈善公益如何去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和公益慈善的关系。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常态化的话题，大家都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公益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态化，或者说一个新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大互联时代，大数据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与公益慈善之间的关系。

这就涉及到三层：

第一层，中国传统文化与公益慈善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宗教是慈善之母，这是一个大家做公益慈善的时候非常熟悉的理论了。刚才王平理事长也谈到了，慈善这个词是来自西方。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善精神也是根深蒂固的。刚才两位老师谈的非常深，我就不详细谈了。

第二层，在当代大数据时代，大互联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公益慈善做一些什么事？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在这里进行反思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王平：大家讲的非常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话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不是这么一个小时就能把它说透的，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基金会，在公益慈善界，往往还是从西方寻找源和流。

其实东西方文化在有很多方面是有共性的，在精神内核上要寻找它的发端是什么，这点对我们在座的很多做公益的公益人，秘书长们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把公益仅仅当做一个职业，或者是市场化的一个东西；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它发端的初心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形式上做的是公益的项目，但是发心不是从仁爱出发，你做的就不是公益。所以，友成基金会提倡新的公益理念，一是精神扶贫和物质扶贫并举，第二是天人合一的系统性的扶贫，第三、爱心传递是永恒的公益慈善主题，爱心传递和授人以渔。以爱出发，这是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