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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故事 | 多翁五日——在中国西南一个小村庄的日常观察

最初萌生要走进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生活的想法,是源于3月14号和学校老师下乡扶贫的途中。当时几个老师已经走访完自己的帮扶对象,在陇兰镇多考村的村委会处小憩,等其他同伴完成入户。我也跟她们一起,在村委会门口的空地处百无聊赖地打转。村部旁有一排低矮的平房,顶上立着三个红字”多考村”,墙体画满了和壮文化有关的鲜艳彩绘,栩栩如生。我心生好奇,就问旁边的老师哪个村民这么厉害。她说这是派驻本村的第一书记画的,下乡前是广西艺术学院的老师。

 

如果你没有来过广西,就很难明白十万大山不是虚指。从德保县城到陇兰镇下这个小小的村子,车子要经过两个小时的穿山越岭。出了县城,就从热闹市井一下子跌入荒凉,再往远走,不过是荒凉的无限延伸。然而就在这么一个偏远的村落,有一个外来客用一只画笔,让这个破败的村部变得热烈起来,这件事本身听起来就让人颇有兴趣。

 

据老师们说,广西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往村子里输送大量的第一书记的。他们由各机关选派,驻扎乡村,带领村两委开展工作,为这场举世无双的脱贫攻坚战提供新鲜的血液。每个村子除第一书记外,还会派驻两至三名工作队员,他们的职责是和书记一起,在两年任期内改善贫困村的面貌。从办公室到贫困村的距离,不过是一纸文件、一次提名、一声命令、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的人生轨迹在一瞬间被改变,我会怎样面对。

 

所以我联系了我所在小学的校长,希望她可以帮我争取到和第一书记同吃住一周的机会。她很快帮我联系到了黄卉开,陇兰镇多翁村的工作队员。三十多岁的卉开姐,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家里最小的孩子刚满三岁。她带我进入了多翁村。

 

1

里边的人永远在等待周五的逃亡

 

卉开姐的红色轿车在山路上蜿蜒,车里前后座自动分为了两个世界。后座她的两个孩子大声地嬉笑打闹,因为疫情学校尚未开学,她就带着两个孩子一起下村;前座她静静地开着车,时不时跟我聊几句天,音响里放着英文爵士和华语情歌。


“您做工作队员几年了?” 我对他们的工作了解甚少,只能从最基本的问起。


“这是第五年了,但我是18年才开始驻村。我现在也不能算全脱产,平时在单位里还要做财会的工作。不过我们第一书记和另一个工作队员都是全脱产,一周五天基本都在村里。”


“您当时来做这个工作队员是自愿的还是单位指派的?”


一直没有表情的卉开姐哈哈笑了两声,“没有人是自愿的,都是单位指派的。”


聊了两句就没话了,我们静静听着音响里Beth Hart吼出那句“It ain't gonna be easy”。

 

“你看右边这个桑蚕园,做得这么大,投了几百万,都是面子工程。” 卉开姐突然发话。


我向右边看去,看到一排迅速后退的展牌和旁边厂子上立的最后几个大字“扶贫桑蚕示范园”,忙追问:“您是说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吗?”


她又笑了两下:“不是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是完全没有经济效益。”


“这个搞得这么大,怎么没有经济效益呢?”


“他们就是根本没好好搞,养蚕不能养在水稻玉米田旁边,一打药,蚕宝宝就会慢性中毒。得找那种宽阔的场地,周围不能有农田。”


又是一阵沉默。


“你是九几年的?”她突然开口。


“我九七年的。”


“真年轻。年轻好啊,有这么多机会在外边跑。一有孩子就不行了,其实都不用说有孩子,一结婚,一谈恋爱就把你绑住了,就走不了了。”


我一边应和,一边思索谈话的走向。


突然她转过头去,对后边打闹得脸蛋红扑扑的大女儿说,“姑娘,不要太早谈恋爱。”

车子整整开了两个小时,在一条有点人气的乡镇街道上突然左转,又过了十分钟,终于停在一幢二层小平房前。平房的一楼是多翁村卫生室,大门紧闭,窗帘紧拉。二楼就是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的住处,一进门,一个洗手池,一张老旧的木桌子,上边摆了一台看不出原色的电磁炉和炒锅,旁边一张裂缝的案板,一把沾着液体的菜刀,几只苍蝇嗡嗡飞个不停。


转个弯是一个6平米左右的客厅。客厅左手两个房间,右手两个,最靠近厨房的那间摆了两张拼在一起的蓝色窄床,据说是卫生室大姐特意为我找来的。一个中等身材、有点秃顶的男人站在床上往玻璃上糊报纸,听到脚步声忙转过头来。


“小索,这是宽哥,宽哥是我们另一个工作队员。宽哥,这是小索。”卉开姐介绍道。


“索老师,欢迎欢迎。我们这里条件比不了大城市,不过还可以,还可以。”


宽哥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穿得很像政府工作人员。一条略微松垮的黑色皮带、一双偏橘色的沾满泥土的皮鞋。宽哥爱笑,说话总是一排牙齿都齐整整露出来。“索老师,你先收拾一下,我们三点要开会,你看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


我放下行李,赶忙答应。环顾四周,两个铁皮架子和两张窄床基本上占据了所有空间。架子上列了一排东倒西歪的育儿书籍,落满了尘土。最外侧放了几朵干枯的灵芝和一袋新鲜的干枣片。


根据我极少在农村居住的经验,不仔细看房间的角落和墙壁,对一个恐虫症患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地板上那只四面朝天拇指般大小的红棕色蟑螂,实在不能逃脱我的注意。它不知何时一命呜呼,伸着长长的触角等待被人发现。接下来的一周,我陆续在房间里邂逅了背上有美丽花纹的白色甲虫,静静栖息的巨型飞蛾,吃得臃肿的笨拙小强,每天穿鞋前,我都先警觉地碰碰鞋子,看看里边会不会爬出某种睡眼惺忪的生物。

三点,会议室里零零星星坐了几个人。看见我进来,桌子尽头的村支书起身招呼。“索老师,欢迎来我们村指导。” 村支书身材矮小,也爱笑,每次笑起来肩膀就会跟着抽动,露出一口白牙,把不大的眼睛也挤没了,给人一种憨厚诚实的感觉。村支书旁边坐着第一书记,年轻人的模样,脸宽宽的,下颌方大,笑不露齿,眼神跟人交汇时总有点躲闪。书记见我后微微点了点头,就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偶尔不自然地看看手表。人们陆陆续续进来,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一会,便去找同伴聊起天来。


人员到齐。除我外,满屋二十余位中老年男性中,只坐着一位戴口罩的大姐。后来我得知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兼卫生室负责人。她似乎可以随时出现在村里各个角落:第二天的基地扩建开工现场、村支书的酒席、蘑菇晒场、我们住处的客厅……她可以拎着糯米饭、骑着小摩托、拿着手机给我推荐染发剂,讲田里站着的某个女人的家长里短,唯独没有一次在卫生室看见她的身影。


村支书清清嗓子:“那我们现在开会。今天就是村两委工作会议,也是我们村党员社干会议。今天索老师来我们村指导工作,大家欢迎。”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我脸颊发烫,微笑示意。


“索老师在场,那我就尽量说普通话。半土半洋,嘿嘿。”


村支书一笑,肩膀又耸动起来。


“先是这个疫情问题,现在我们这里没有大问题,主要是美国,意大利。这个也算是报复,但是我们现在讲人类共同体,那还是没有什么疫情才好。接下来就是安全防火,县里也发通知了,最近进山不要带火种,护林员要做好巡视。今年辍学率要控制在零以内。村集体经济这块,2018年我们收入是四万元,2019年我们达到了五万元,那今年……这个一会再细说。还有就是小额信贷政策要宣传到群众……”


“群众”这个词突然从政治课本上跳下来,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想象中“群众”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延安窑洞里的穷苦农民身上。可在这里不光村支书爱说,从外头来的宽哥也爱说,都快成他口头禅之一了。


宽哥接过了村支书的话茬:“我们要着重说一下村集体经济这块。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食用菌,去年十一月出菇,十二月投入市场,净收入已经达到了四万,离我们今年五万元的目标不远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扩建,就是扩大再生产。今年做这个菌棒,污染太厉害。每次(给菌棒)消完毒,一开窗,就影响空气了。那我们现在想搞的,就是把制棒、灭菌、接种做成一条龙,都放在一起,也不扰民。等下大家讨论一下,看这周能不能开工。”


宽哥讲话逻辑清晰、重点突出。他一开口,底下人都停止了嗡嗡私语。


“今年县里给了我们18万扩建产业的资金,上边检查会比较多。扩建场地我们已经选好了,总共要建3个大棚,每个180平米,还有工具房。大家一会表决一下,我们尽快开工。”第一书记说了两句。


村支书继续说道:“我们要做得规范一点,像小工厂一样,卫生间、厨房都要有,也尽量美观大方。”突然村支书转入土话,本来沉默的房间像被激活了,大家你一嘴我一嘴,留我一个人在嘈杂的声浪中无所事事。


声音渐渐黯淡下去。卉开姐打破沉默:“那大家表决一下要不要项目扩建。”


村支书发言:“大家现在举手表决一下。”


所有人齐刷刷举起了手。


卉开姐在桌子那头冲我努了努嘴。我也慌忙举起了手。


“索老师,你帮忙拍一下照。”


我赶紧放下手,拿起手机,从房间四个角落拍下了全体举手表决的场景。


之后的会议在德保壮话和我午后的困意中进行,突然被卉开姐又一声“索老师”惊醒。


她欠了欠身,满脸歉意。“索老师,再帮我们拍一下照。”


我赶忙从座椅上弹起来,又从四个角落各拍了一张全体举手表决的照片。至于表决内容,我一无所知。五分钟后,这个流程又走了一次。会议结束时,我手机里有12张全体举手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它们没有什么不同。

四点多开完了会,宽哥和村支书把一箱箱采摘好的新鲜蘑菇搬上后备箱。平菇和凤尾菇作为多翁村去年开始建设的特色扶贫产业,几个月来为村里带来了四万元的收入。上学期间,这些当日采摘的蘑菇被一箱箱拉往附近学校的食堂。而今因为疫情,工作队和村委只得用走村的方式零售给村民。


“明天开工咯!” 宽哥钻进车子里,满脸喜悦。


“开工?开什么工呢?” 我满脸疑惑。


“就是你刚刚会上见的,大家举手表决通过的,我们新的食用菌产业基地。”


“那大家不是刚刚举手表决通过吗?明天就开工啦?”


“之前给这些社干把工作都做好了,大家今天来就是举手通过一下。这个基地越早建越好,县指挥部产业组的人每10天就来检查一次,我们压力也大呀。”


村支书也进了车子。发车了,我满头满脑地不可思议。


车子行驶了半个钟头,在陇日镇多焦村下属的一个屯停了下来。村支书跳下车,放开嗓子朝空中大喊三遍:“开走啦!开走啦!开走啦!”


宽哥哈哈一笑:“支书就是我们村的李佳琦。”


支书和宽哥把三框白嫩嫩的菇搬下车,放到一遮阳伞下的桌子上。喇叭一开,震耳欲聋的音乐响起来,抱孩子的妇女、背着手的老头和佝偻着腰的老妇从四面八方稀疏地过来。大部分人看看就作罢,少有的几个动手挑拣一番,和支书打趣几句。支书总是笑脸相迎,从没合上过嘴,肩膀一耸一耸的。只要顾客表现出想买的意愿,支书就迅速扯一条塑料袋,一边帮忙挑菇一边逗趣。当然所有的调侃都是用土话进行的,我没有荣幸享用这双方你来我往的趣味。有几个大爷对我的出现表示好奇,直勾勾盯着我看,支书便介绍一番我的身份,“深圳来的”、“老师”、“考察”……这些与我的真实身份鲜少搭边的词语,或许是支书和村民想象中来访者的模样。


一个村民精挑细选了两斤的蘑菇,放上秤显示10块整。支书“噫”了一声(具体记不清是什么发音,但感觉是在感叹“好准”),又往里边加了几朵,嘴里叨叨“奖励、奖励”,屏幕跳成了10.8。支书系好袋子,递给村民,收过对方手里的10块钱。在这边买卖并不遵循四舍五入的原则,而是小数点后边的一律不计,万一凑整了还要再“奖励奖励”。


如果五分钟没有村民光顾,在这个屯的生意也就宣告结束。支书和宽哥最近走了不少村屯,也差不多摸清了每个屯的顾客特点。有的屯只有女人来买菇;而在另一些屯永远都会吃闭门羹;有的屯村民会凑个整买上两斤三斤;而其他的则锱铢必较,从不凑整。但每个屯却又都有共性:只要有一两个先来“吃螃蟹”的顾客,口耳相传的力量就会让生意好做许多。农村是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据宽哥说,在某屯曾卖不出一斤蘑菇,后来因喇叭故障让本屯某商贩重新录一句吆喝,便打开了在当地的销路。广西多山,每个自然聚落而成的屯都说着略有不同的方言,这细小的差别,标志着“主”和“客”的身份界限,界限的这头你如鱼得水,那头你寸步难行。


宽哥讲的这个小故事隐隐触到了我此行的初衷。一个来自异乡的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怎么融入村庄、管理村庄、引领村庄呢?他们对当地村民有着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如何处理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这一切的开始,都不过是一纸文件、一次提名、一声命令、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卖菇回去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卉开姐在准备晚餐。村支书也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一道蘑菇汤、一碟蘑菇煎鱼、还有一碗炒蘑菇。我只顾闷头扒饭,听他们谈论蘑菇生产基地明天开工仪式的事情。几个人就是否要请领导吃饭一事产生了分歧。卉开姐坚持认为疫情不让聚餐是个好借口,没有聚餐,就不用请领导来。宽哥点头附和,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则犹犹豫豫。


卉开姐:“书记,你在有领导那个群里说一声,给他们发个信息,说明天就不用跑了。”


书记迟疑了一会:“那你帮我想想怎么说咯。”


支书和宽哥头凑在一起,两个人就措辞问题好一顿商量。


改了一会,支书把手机递给我:“索老师,你有文化,你帮我们看看这样说合不合适?”


【各位领导:由于疫情原因,我们一致主张取消明日的聚餐……】


我诚惶诚恐,短短几十个字反复看了两三遍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我把手机递回去,支书又琢磨了一番,道:“把‘主张’改成‘认为’吧。” 宽哥说好。


晚饭后继续做工。支书说明天的开工仪式需要搞个横幅。这个红底白字、极具中国地方特色的物件,我在县城学校驻守期间早已频繁接触。当时我给学校对接了直播外教课的资源,上课前主任便问我是否需要挂个横幅,照相好看。我摆手说不,心里着实觉得小题大做。主任转天再次向我提起,不得已之下我花了一个小时和70元钱去做了一条印着“粤桂教育帮扶项目”的横幅,又花了两个小时颤巍巍将横幅贴在黑板上方,盖住原先已有的横幅,为的是照片里的昙花一现。


村里没有打横幅的地方,村支书提议把旧的横幅翻过来,再用A3纸打出每个应在横幅上出现的大字,剪下其轮廓,逐一贴在横幅上作数。“多翁村食用菌产业基地扩建开工仪式”,16个大字,用时一个半小时。晚上十一点半,我们仍蹲在村部门口往横幅上贴字。零星雨点飘然而至,支书笑称,明天要是下大雨就好玩咯。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天还阴。在开工仪式上,这个横幅的寿命持续了三张连拍照片的长度。


那天晚上,我躺在卉开姐和宽哥用竹竿给我搭起的简易蚊帐里,听着窗外的雷雨声,久久不能入睡。在这里,加班的存在显得如此理所应当,工作和生活早已没有界限。简单来说,一是没有固定时间——这几天里,他们曾加班到夜里十二点半,趴在电脑前逐字核实贫困户的材料。二是没有固定内容——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事,从村委家的白事到两兄弟的摩擦,他们无一不到场,无一不亲手操持。


直到入户,我才发现很多农户的厨房比工作队员宿舍里那张小小的摆满锅盆的木桌子干净。我们姑且可以称其为厨房,但是卫生程度还不及许多街边小贩。桌子紧邻的墙面早已被油烟熏黑,电磁炉上糊满了陈年旧渍,案板和菜刀永远沾着粘稠的液体。桌子旁的洗手池既是洗碗处,也可以洗袜子和拖布。水龙头坏了有一阵子了,无时无刻不在往外涌着一小股水流。这几天洗完锅,我的手总会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油腻感。出太阳的时候,走过厨房甚至要屏住呼吸。吃不完的菜明目张胆地躺在桌子上,直到第二天没有人吃才会倒掉。那天我打开一瓶辣椒酱,发现内盖上长满了黑色的霉点。又打开两瓶,发现瓶瓶如此。五天来,我们每顿饭都使用一次性碗筷,因为太忙没有精力洗碗。地板上满是泥鞋印,拖把底端的布都晒起了卷......


你还要知道,宿舍并没有装wifi,宽哥对此十分淡然,工作太忙,晚上回来就睡个觉。如此种种,让这间宿舍在我一个陌生人的眼中充满了“暂时性”。如果你把一个地方称为家,总会花些时间保持它的清洁。如果你把一个地方当作你疲惫时的归所,总会希望晚上能钻在被窝里从网络中得到一点慰藉和消遣。但这一切都没有。这是个歇脚处,是个暂留地,住在里边的人永远等待周五的逃亡。


在第一天结束时,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2

 

等待他们的是做不完的扶贫材料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一大早又被窗外清晰无比的鸡叫声吵醒。在床上半梦半醒地躺到八点,推开房门看见宽哥在锅里煮泡面,看我出来一边和我问好,一边揪了几朵昨天卖剩下的蘑菇丢到面里。在多翁五天,顿顿吃蘑菇,清炒、油炸、打汤……蘑菇已经成为了我的安全堡垒——去别人家吃饭时,要是一桌子都是咬不动的鸡鸭,吃蘑菇我也能吃饱。


扒完几口泡面,书记和宽哥开车带我去开工仪式的现场。天空阴沉,到场的人也寥寥。过了一会儿,党员社干聚集了起来,村支书也来了,他穿了一件皮夹克,背上有一行英文字母。他没有笑。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凌晨,他叔叔过世了。


拖拉机开始工作,轰隆隆开进农田。宽哥和支书带领一群男人在田里站着,用德保土话商量在哪里动土、在哪里划线。


我什么也听不懂,就呆呆伫立田间。直到一个小电驴开过来,一个戴口罩的女人从车子上下来,对我大喊:“索老师,别站在那儿!把鞋子都弄脏了!”


我回头一看,是昨天开会时打过照面的妇女主任。


她一边朝我走过来,一边给我递上一个口罩:“索老师,戴上口罩,要不容易晒黑。”


我赶紧谢过她,戴上口罩。我们俩就站在公路上,看着田里的人忙来忙去。


“索老师,我年轻时候也有好多白头发。”她突然开口。


我自小就有很多白头发,这几乎成了我身上一个醒目的标志。在上海,身边人一般都避之不谈。来德保后,倒是被刚认识不久的人提出过好几次。有的很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血热,还有的问我是不是操劳过度,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女老师跟我说,你头发亮晶晶的,蛮好看。


“我用过好多染发剂哦,都不管用,有的过敏得厉害,掉头发。我给你推荐一个,这个是电视上推荐的,我用了效果特别好,我现在就再下一单。” 她一边说话一边在手机上搜索购买链接,并执意让我拍一张照片,回去也好买一瓶。


话音未落,一辆黑色轿车趾高气扬地驶过来,停在路边。车身上印着“德保公务”四个白色大字。门开了,一个眉眼清秀的中年男子从副驾驶上下来。妇女主任低声告诉我他是县领导。后门又吐出几个人,其中一个着亮粉色衣服的年轻女子手里挽着一个单反。远处宽哥和支书听到动静,带着一群人朝这边走来。


几个人用德保土话交流了几句,支书赶忙张罗让拿横幅出来拍照。十几个人列成一排,县领导站在最中间笑脸盈盈。单反女子咔咔咔拍了几张照片,横幅就收了起来,完成了它的使命。


“开工大吉,多多发财!”县领导一扬手,又是咔咔几张照片。


之后的简短对话用土话进行,至于具体说的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来的这几天,绝大多数对话我都听不懂,实在惋惜。


县领导的车子开走了,宽哥看着车子远去的背影,半生气地说了一句:“自己上去就完事了,最看不惯这种了。”


原来县领导要去自己的帮扶对象家里入户考察,希望宽哥和第一书记作陪。这户人家在那落屯,是多翁村五个屯里最偏远的一个,开车去都要小半个小时。宽哥说县领导每个月来两次,每次来入户都要他们作陪。


宽哥和书记只得暂时离开施工场地,开车前往那落屯。七拐八拐,坡度突然变陡,车子上升也变得有点吃力。多翁的路修得还算平整,但也时不时有几条大起大落的山路。想起前一天卖菇时在一拐弯处碰见的农民,骑在摩托车上静止不动,一问才知是坡度太陡,不敢骑下去。


那落屯在一个山顶上,只有七户人家,每家每户墙贴着墙,阳台打通。手机在这里几乎没有信号。


“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灾害点,政府想让他们搬下去,他们不肯。” 宽哥如是说。


“为什么不肯呢?”


“哈哈哈,风水好啊,环境好,我也搞不懂。”


“那他们不想搬,政府不强迫他们搬下去吗?”我有点惊讶。


“强迫不了。”眼看就走进了农户家里,宽哥没再继续聊下去,我也停止了追问。


县领导在和家里的老奶奶握手,单反女子站在门口举着相机。


“大娘你装作跟我说话的样子,他们给拍一张。” 县领导声音放得很大。“你听得懂我说话吗?”


大娘摇摇头:“不懂,我没读过书。”


县领导用土话和大娘交谈了几句,大娘坐下了,县领导也在距她半米处的凳子上坐下了,做出与大娘亲切交谈的模样。两个人中间放了一桶油、一大袋米和一红提兜的面条。单反女子又是咔咔两张,书记也拿出手机拍照。这是一张典型的电视上的照片。


拍完照,我们随县领导上楼参观。这应该是我去到过的最豪华的贫困户,墙面粉刷一新,墙围都贴了崭新的灰色花纹瓷砖,卫生间光洁明亮,洗衣机、吹风机、洗手液摆放得整整齐齐。客厅放着红色木制圆桌和配套高背椅,沙发和茶几全都是木制的。电视下方,几十张奖状整整齐齐码在墙面上。


家里的女主人忙着往桌子上端菜,有七八碟,招呼我们入座。宽哥忙跟县领导说“恕不奉陪,还要回施工场地监工。”县领导和单反女已经落座,抬手示意说好。宽哥边下楼梯,边扭头冲我一笑:“开溜咯!”


我们走出阴暗潮湿的一层,外边阳光明媚,微风和煦。我随宽哥和书记回头,二楼的阳台上,那个没文化的老奶奶笑眯眯地冲我们摆手,问我们要不要留下吃饭。


“这家为什么装修得这么好?”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


“这家……情况有点复杂。”宽哥欲言又止,我也知趣地停止了询问。

 

下午照例是出门卖菇,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有幸体验了摘菇和择菇。多翁村部那里有五个小菇房,在离村部较远的那未屯还有一个大菇房。走进去,只见一个个菌棒在架子上码得整整齐齐。有的菌棒通体洁白,有的出现了大片黑色,像是伤疤。宽哥说这是消毒灭菌没有做好,菌棒遭了绿霉污染,绿霉会和蘑菇争夺养分,所以污染严重的菌棒可能产不出菇。


平菇长得很快,只要菌棒冒出了蘑菇芽, 每隔一天蘑菇都会生长到前一天的一倍大,如果不趁其在水灵饱满时摘下来,边缘就有可能发黄发黑,茎部也会变得坚硬难咬。把蘑菇从菌棒上轻轻拔下来后,要把菌面朝下放在篮子里,让如风琴片齐整娇嫩的背面暴露在上,这样易于运输。几个村里招来的妇女会把摘下来的蘑菇削去根部,再在框里一一堆好,几小时后这批当日现摘的蘑菇就会出现在各村各屯,供来者挑选。多翁的蘑菇从不二次销售,当天没卖完的,就会被撕成长条,放到晒场上,制成蘑菇干。


最早提出在多翁村搞食用菌来带动集体经济的,是学过农的宽哥和卉开姐。去年下半年,因为食用菌生产短平快、投资小的特点,他们开始尝试在多翁村做第一批菌棒。请了专家,借鉴学习了不少经验,前三批菌棒还是接种失败了。“当时灭菌总是做不成功,污染很大,前头这几批菌棒都废了,” 宽哥跟我讲,“那时我们顶着好大压力哦,支书也是,不过我们都挺过来了。没有专业的设备,就从支书家里找锅炉来消毒,我好佩服村里当时跟我们一起干的党员社干,大热天的,一个个都干到大半夜。” 提起那段时光,宽哥双眼发光,语速骤然快了起来。


“前期做菌棒的钱是村民们集资的吗?” 我问道。


“不是,我不喜欢搞那种入股式的东西,前边投的这十万都是县里扶贫办产业部给的。现在有几个村民帮我们做工,比如择蘑菇,我们都给付工钱。村支书跟我们去卖菇,我们也要给他工钱。”


“竟然还要给村支书付钱,这可是帮助他们发展本村经济呀!” 这令我着实没有想到。“那卖蘑菇的利润怎么分配呢?”


“你看啊,一斤我们卖五块钱,减去成本就是三块五。这个赚的钱30%用于发展本村,30%是给村委的福利,但没人敢动这笔钱,还有40%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加上前边30%给村委的福利,有70%。” 宽哥报出一连串数字,我有点惊讶他们自己从中竟然不能获利分毫。


那时大概下午七点多,宽哥带我行驶在回程的路上。拐弯时,夕阳从车窗跳了进来,洒在宽哥的脸上。“那现在我们要扩大生产,大概总共要花个30万,我们要花个15万购买设备,再花6万做无公害绿色食品申报,还要买菌种。现在镇里给18万,深圳扶贫对口资金给10万,农业局再奖励5万……” 如果不打断,宽哥或许可以永不停歇地说下去。

这一天,我的工作开始于早上八点,结束于晚上八点,期间没有午休,连去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简单吃过晚饭后,我回房休息,宽哥、卉开姐和书记拎包去办公室继续加班。等待他们的还有一摞摞永远做不完的扶贫材料。


宽哥说做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没有专门的工资,下村只是享受每天100元的驻村补贴,和学校老师每月扶贫入户一样。而除此之外,每周往返县城的油费和给贫困户买东西还要自掏腰包。除了领原派送单位的固定工资,每月下村的净收入不到两千。如果每月给你两千,你愿意把你的整个生活从县城拔起,于山坳扎根吗?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思考。可对他们来说,没有选择。你必须做,这是组织的安排。

 

3

做得开心就好

 

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发现灯管上爬满了蘑菇虫,一种在菇房常见的黑色小飞虫。我立刻关灯,祈祷他们朝着屋外的光亮飞去。稍等片刻,又迅速关门,钻进蚊帐,裹好被子。正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困意中一点点失重,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从窗户边响起。是飞蛾?还是某种不知名的昆虫?我不敢看,只是把头也包进被子里。


暴雨下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窗外依旧稀里哗啦。眼睛缓缓探出被子,看到屋顶上栖息着一只拳头大的黑色飞蛾。


上午我无所事事。他们在办公室做材料,中午十一二点回来吃饭。这天因为大雨取消了卖菇的行程,下午,照例做扶贫材料、入户检查。


陇兰镇是距德保县城最偏远的几个乡镇之一,条件极其艰苦恶劣,“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境地区)、山(山区)、穷”条条都占。我曾和校长来陇兰扶贫,得知其辖下多考村的公路于2019年7月才刚刚修好,之前校长入户访问需要从下车处单程步行两小时才能到达,三年间穿坏四双解放鞋。因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家家户户都在室外置有一圆柱状容器积蓄降雨,即“地头水柜”,供日常用水。那日和校长在农户家吃饭,农户端上来两盆豆腐煮黄豆,豆腐口感发酸,我以为是地方特色便多吃了两口。返程时询问校长,才得知豆腐很有可能已经变质。


不过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校长说的一句打趣话——“我们这里单身汉多,女教师可不能一个人下来扶贫哦!”如今帮宽哥做材料,发现单身汉数量确实不少,有几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打了一辈子光棍。而除了单身汉,家庭人口一栏里女眷的缺失也着实触目惊心。不少家庭的登记表里,只有年轻的爸爸和年幼的孩子。我想起上学期在南山小学教课,几乎每个班级都有几个孩子有个跑路的妈妈。“那是1998年,妈妈说她出去买糖,再没有回来”。这是卉开姐告诉我她的一个贫困户的故事。

下午同书记和宽哥入户访问。学校老师每人分得2-3户贫困户,每个月平均下去走访一次,给“亲人”(这是老师们对贫困户的通称)送些慰问品,向扶贫对象解释政府每一项针对贫困人口的政策,确保对象得到应有的福利,并教会其在政府人员入户验收时的应答话术。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每人则负责4-5户,月均入户的次数也高于学校老师,第一书记更是被要求遍访村内贫困户。


那个下午总共去了四、五户人家,在每一户待的时间都不过五分钟。宽哥和书记先是推门进屋,再高声问候屋里是不是有人。广西农村的建筑多为两三层,一层因潮湿不住人,用于储放农具,也兼备客厅和祠堂的功能。如果屋内有人,几秒内就能听到楼上有脚步声传来。随即便是农户招呼我们坐下,开始寒暄。这时宽哥或书记其中一人会起身拍几张“三方会谈”的照片:宽哥或书记腿上架着公文包;我眼神躲闪,作认真倾听状(实际上我什么也听不懂);农户搓手正襟危坐。


同横幅一样,拍照也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似乎拍照比横幅更胜一筹,因为若不拍照,横幅似乎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几天来,我从书记那里收获了数十张我采摘蘑菇、售卖蘑菇、入户走访、整理横幅的照片,这让不上镜的我常感到一丝细微的尴尬。凡是和村民共处一室,就总难以避免五米内出现一个手机镜头。书记没有任何恶意,他常说:“索老师,多拍点照片以后有用。”至于拍照以后有什么用,第二天宽哥在饭桌上就给出了解答。“以前我们其实做了好多事,没留图,没亮出来,那领导就不知道。以后不管做什么,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得拍照,得亮出来。”


宽哥性格乐观外向,说话又爱笑,路上见到村民都会和他们逗趣。走到一个单身残疾老汉的屋里,宽哥先高声示意我们到了,看见老汉出来,就指着地上血还没干的大公鸡说:“今天我们来你杀鸡喂?”惹得老汉笑声连连。书记的性格就完全不同了,其实论年龄他比宽哥还要小十岁,但安静内敛,笑不露齿。书记跟人寒暄也是冷静的寒暄、正式的关照。


据说书记有点轻微的耳背,说普通话口音又重,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显得不善言辞。和村里人吃饭的时候,别人都侃侃而谈,觥筹交错,书记不喝酒,自己边吃菜边刷手机。书记朋友圈背景是幅深海的图片,上边写着一行白字“我久住孤海”。有时我感觉他常给我拍“与民交谈”的照片,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那天晚上所有人在忙着往横幅上贴字,天降大雨,书记冒雨跑回宿舍为关上我房间的窗户。书记心很细,对人如此,对工作亦是如此。有天宽哥指着一幅农户住房的照片,私下向我抱怨:“书记这个人哪,你看照片里这明明就是门,不是窗户,就是拍得不太清楚而已。书记非说这可能是窗户,还要打电话核查哟。” 最近村里在做住房核验,可以免费帮农户换上崭新的窗户。


那天晚上卉开姐有事回了县城,留书记、宽哥和我一起吃晚饭,三个人都刷着手机,沉默无言。还没吃完,附近多央村的章书记来访。章书记很年轻,高大帅气,穿一双阿迪达斯的鞋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着像从大城市来的一样。


宽哥赶紧招呼他坐下。一落座,章书记就摇头叹气。和章书记一起驻村的两位女工作队员都回了县城,他一个人无聊,心里又闷得慌。原来多央村的村支书不管事,做什么都没动力,投了五、六十万的鹌鹑养殖场无人打理,现在臭气熏天。鹌鹑要是做不下去,那就考虑养牛吧,但无论做什么,用章书记的话来说,都是“村里人只会用粗放的养殖方式,不上心,什么都干不好的”。


“哎,我东西都收拾好了,结果说今年不能走。”章书记满面苍白。


章书记和宽哥他们都是2018年初进的村,按理说任期两年,2020年初就可以回城了。不料疫情突然爆发,所有驻村干部一律要求延期一年。又是一纸文件、一声命令、一个无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就想赶紧混完这一年。”章书记淡淡地说。


那个晚上他们一直在讨论工作,我不知是因为我的在场他们没能进行“兄弟间的谈话”,还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早已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出房门时,他看了一眼不停流水的水龙头,哀怨地说了一句:“有水的村就是不一样。”


书记和宽哥常感叹他们的好运。陇兰镇19个村里,只有含多翁在内的极少的几个村不愁水源问题。至于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太清楚,可能是多翁背靠黄连山自然保护区的缘故,多山泉水。然而其他几个村就没那么幸运了。陇兰遍地都是地头水柜。


“有时候我不想做工,一出汗,都没水洗澡。”章书记最后丢下一句话。


那天晚上书记和宽哥送章书记下楼,寒风里他们在车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我好奇他们会聊些什么,还是多央村发展不起来的特色产业吗?或是一些更私人化的情感的发泄?看得出来,章书记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但那种自然环境和人为阻碍带来的重重困境,让这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屡屡受挫。我想那寒风里一个小时的窃窃私语一定充满了温情,或许他能在男人间的慰藉中得到一些平静和力量。


章书记走后照例加班,我陪他们一起趴在电脑前一个个核查贫困户的身份证号码。晚上十二点半,才头昏脑胀地往回走。


“我觉得我们条件还是很好的。你看章书记他们几个两年都得住在村支书家,村支书家房间多,但是住着也不方便啊。还有旁边多坡村,三个大男人挤一个房间。而且他们还没水,我们有水,多好......” 宽哥的语气里有点自豪、又有点侥幸。


“而且班子也很重要哇,多央村村委不支持,什么事情都做不下来。我们村领导班子年轻,有两个都会开车,最开始做食用菌失败了,支书顶多大压力呀,我们还是幸运。”


“宽哥,你看你们总是加班到这个点,而且搞食用菌搞得这么认真,有没有什么最佳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之类的奖项?”


“没有没有,” 宽哥忙说,“ 做得开心就好 ”。

 我开始隐约察觉到他们对于脱产驻村复杂难言的感情。一方面,他们是国家脱贫攻坚恢弘图景上的一粒棋子,充满了小人物的无奈和英雄式的悲剧气质。有人赞扬他们伟大,有人不屑他们的憋屈。做不够的材料、熬不尽的夜、陪不完的领导;日复一日的入户,大包大揽的履职、如鲠在喉的无奈,统统被轻描淡写成新闻头条一抹红色的赞歌。驻村太苦、困难太多,或许这是为什么他们工作以外的生活充满了明目张胆的“暂时性”:离开才是值得期盼的结局。但另一方面,中国人骨子里的豁达和乐观让他们在酸涩中总能找到一点甜头,并由衷地感到幸运,最终还做出了一些真正能福泽百姓并让他们自己永久为傲的业绩。这种“暂时性”和“永久性”之间的纠葛交叠与辗转流连,让我很是着迷。

 

4

 

他的真名,我最后一天才知道

这一天是壮族传统节日三月三。家家户户都会蒸彩色糯米饭,全家老小统统聚齐,带着彩色纸幡、鞭炮和鸡鸭进山扫墓。壮家人对于享祭祖先十分重视,一是三月三是可以和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而鬼节前夕,七月十四也在壮家人心目中占据很高的地位;二是在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均设神台,列历代祖先牌位,而且规模不小;三是在三月三这天,整个祭扫过程都伴随着点炮仗的行为,据说是在借助炮竹的巨大声响来邀请祖先接受献祭。对外乡人来说,点鞭炮难免带有一些喜庆的意味,所以是不是也能将其理解成一种祖先崇拜呢?


三月三延续到今天,除祭拜祖先外,也起到了凝聚家庭成员的作用。宽哥说,村里三百多外出务工人员(全村只有九百余人),基本上每年回两次家:一是春节,二就是三月三。今年也是因为疫情原因,很多人仍未复工,为的就是待在家里过完三月三。只是广西农村保留了自然聚落的屯,人员分散,所以即便是过节,也不能和我的老家秦晋农村人头攒动的场景相比。


快到中午,宽哥和书记带我去村支书家里吃饭,因为刚刚办好白事,今天设宴邀请各方宾客。家里的女眷见我们来了,就开始从一个不锈钢大盆中往碟子里盛虾和肉。支书和几个已经在家的男客忙招呼我们坐下,每人得一个塑料碗,一双一次性筷子和一个塑料杯子。随后就由家中年轻的男孩持一把老式铝制烧水壶给每位宾客斟满酒,是自家酿的地瓜酒,从外观上看和白水并无二致。书记和我说,陇兰虽严重缺水,每家每户却都有酿酒的设备,实在是有趣的风俗。


北方人喝酒常喝高度白酒,且爱用盅,一盅约莫30毫升。而德保人喝酒则喜自家酿制的土酒(光是我这几天喝的就有猕猴桃酒、地瓜酒和黄蜂酒),用杯或碗,一杯至少三两。德保人豪饮的习惯我在县城就已经领教,而在十年前,酒桌上的传统规矩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据说那时吃饭每人一碗酒,碗里放一把勺,敬酒就舀一勺酒送到对方的嘴中。


支书作为主人开始敬酒,先斟满一杯递给左手边的客人,待对方一饮而尽时拿回酒杯,再次斟满,递给旁边的旁边,如此下去,一桌客人一个也跑不了。按理说,客人每喝下一杯,主人也要喝下悉数以回礼(这里我不确定是否是一满杯,我还没有见过如此好酒量的人)。但这顿饭局的客人和支书关系很近,所以支书偷了个懒也没人纠缠。很快酒杯就传到了我的面前,支书往里倒了1/5杯,我本想推脱,因为实在不胜酒力,且一喝酒就面红耳赤。但又不好驳支书的面子,所以在全桌人的殷切注视下还是一饮而尽。


不料没过两分钟,又发起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敬酒。喝到第三个1/5杯时,我突然感觉耳朵发烫,心想不好,马上就要双颊飘红了,便赶紧低下头吃饭。也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之后再没有人向我敬酒。


德保人的酒席全都是硬菜,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丁点绿色。在老家山西,酒席上总有几道爽口凉菜,而眼下这张桌子上除了一小碗油炸花生,全都是荤腥。白切鸡、烧土鸭、炖肉、炸鱼、排骨、芋头扣肉……酒过三巡,肉也吃得差不多了,这时便会上一盆清水,用电磁炉加热。大家随即往盆中下各道凉了的肉菜,水慢慢变得浑浊,但肉香十足,此时再放生菜、菜心等易吸味的绿菜。既加热了肉,又“滋养”了蔬菜,可谓一举两得。


德保人喝酒粗放,吃饭也是如此。土鸭从来不会拔净毛,留下一截黑黑的短茬。白切鸡的口感永远富有韧性,块儿切得极大,咬一口是直白的肉(腥)味,和在上海吃的汁水丰富的那种完全不同。芋头扣肉用的是大片的肥肉,我没有尝试,但光凭眼睛来判断是需要咀嚼的类型。德保人似乎对肉食有种原始的偏好,宁可欠火候,也不能煮得过熟。这就导致牙口不好的我每顿饭必在裤兜里提前塞大量纸巾,在不小心“踩雷”时可以佯装擦嘴将食物吐出,优雅而精致地包在纸里。


在中国,酒席承担着远比享用美食更复杂的社会功能。桌上除我外的一圈男人都很少动筷,大部分时间在说话调侃和频频举杯中度过。而酒精一上头,普通话就转成了德保土话。所以这一餐我基本是在埋头猛吃,偶尔宽哥在他自己发言时会善意地选择普通话,也时不时向我转述两句别人谈话的内容。


“索老师,我们村去年死了20个人,你想想,总共900多人,就死了20个,说明现在这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我们村的规矩是每家给400,去年光在白事慰问上就花了8000,超出预算太多,人家(上边)有意见。但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么做,意思是村里还记着这个人。”


宽哥话音一落,全桌人都默默点头。有时,我觉得宽哥比真正的村支书更像村支书。


全桌人举杯,我微微起身把胳膊伸出去,坐在对面的支书也是,两个杯子在圆桌中间的汤锅旁交汇。这个动作一餐饭至少重复了五十次(这顿饭从中午12点一直吃到下午4点),有时几个爱说笑的客人讲几句祝酒词,大部分时候,举杯都在静默中进行,跟随着一阵此起彼伏的嘬酒声,和辣酒入口时中国人常发出的“哈”声。


“在村集体经济允许的范围内,你们有想法就提。” 宽哥打破了沉默。“我们走之前(工作队预计于年底卸任)还有几件事要做,一个是村子里几个地方的路还没有搞硬化,不搞硬化晚上走夜路是会摔伤人的;二是要搞化粪池,这个我们村做得不好;三是要把村部前那个小篮球场周围装上护栏。以后搞个球赛什么的,老人小孩更安全一点。至于钱的问题,要是想节省就买材料来,自己动手装。”


“是,是,” 桌子对面的一个老党员说:“趁现在村里的青壮年还没回去复工,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办好。”


“争取我们能做到‘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 宽哥转头对我说:“索老师,你一个月来一次,村里就会不一样。”


桌上另一个眼睛浮肿的中年男子把酒杯伸到宽哥面前:“老谢,你刚来的时候,我想你又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能做些什么呢?”


宽哥也喝得有点多了,脸红红的,哈哈一笑:“我也是想让你们过得好一点。” 此时桌子上暖意酽酽,“索老师,镇里总跟我们说,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怎么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和他们喝酒。”


大家哈哈大笑。


“喝完得把我送回去。” 眼睛浮肿的男子用一口生硬的普通话说道。


“得把你扛回去。” 一直不吱声的书记补充了一句。


“富林,你喝酒差不多就行了,一会还要去巡山,” 宽哥语气严肃了一点:“前几天下大雨,没问题,今天出太阳了,出事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原来近日气温升高,多翁又地处山坳,多风,县里发布了森林禁火令,严禁一切烧香烧纸、燃放鞭炮的行为。我问宽哥,时值三月三,群众是否真的会遵守禁令。“我们跟群众说上山烧香可以,但走之前必须灭掉。”


中国的政府文件和基层实际操作总有点出入,事实是,在多翁的这几天,山里的鞭炮声时有传来,三月三这天更是绵延不绝。但村里并没有一刀切禁止,而是采取了让护林员增加巡山时间的做法来应对,以在民俗和政令的迂回空间内找到某个平衡点,但落在基层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工作量。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四点多,每个人都喝得面红耳赤。吃罢饭,所有人又围坐在院子里嗑起了瓜子。就当瓜子皮快要铺满脚底一块地面时,卉开姐出现了。于是一桌人又从院子里挪到了刚才的餐桌旁。此时桌子已被清理干净,女眷们重新端上装满的菜碟和一盆干净的清水。所有人拿起杯子开始新一轮的敬酒,就好像刚才那顿饭没有吃过一样。

下午五点多回去休息,我虽没多喝,却也感觉头脑有点发沉。过一会儿听到房门外的响声,走出去一看宽哥和书记已在穿鞋。“休息得怎么样?晚上去李副家吃饭哦。”


一想到满桌嚼不动的鸡鸭和举不完的杯,我就有点发怵。


支书家中午的宴席是为了标志白事的终结,答谢一方宾客。而李副家的家宴就是单纯的小聚,宽哥说李副是曾经的村委成员,后来去广东下海,但跟工作队关系一直不错,曾多次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但或许一是怕喝酒误事,二是秉着不多在群众家里吃饭的原则,宽哥他们也很少真正应约。今天是三月三,过节,加之疫情两个月不得聚餐的郁郁,人们都有点补偿自己的撒欢的冲动,要喝就喝个尽兴,不醉不归。


李副个头不高,但体格壮实,带着围裙在炉灶旁忙活。篮子里躺着新摘的菜心,绿得打眼,案板上是刚切好的蒜苗和猪耳,空气中弥漫着炸薯条浓郁的土豆香。这是一桌真正的家宴,是朋友小聚爱吃的那种,是推心置腹的悄悄话最好的搭档。这顿饭也确实是我几天来吃得最心满意足的一餐。因为吃得过饱第二天几乎没有进食。


几乎所有的饭局都是从谈经济开始的,这次也不例外。


“我还是很感谢多翁能评上深度贫困村的,可以享受一些政策。” 李副说。多翁的总体生活条件在陇兰19个村里不算差,但贫困发生率高,能达到18%,也正因为此被评为贫困村。


“李副原来在村子里办桑蚕养殖厂,” 宽哥向我解释:“但后来就去广东下海了,哈哈。”


“桑蚕厂子办不下去咯。”


“为什么呢?” 我想起来多翁的路上那座投了几百万的“面子工程”。


“一个是周围有水稻,一喷药,蚕就慢性中毒了。第二个是我们这里山多,去取桑叶得翻山,成本太高。但是中里村就做得起来,他们那里地比较平。”


来农村扶贫,你会明白一丁点细微的差别如何将两个村庄推上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也会清晰地观察到贫困如何环环相扣、将底层群众的生活一点点碾压摧残。多翁有其幸运之处——水源足、水质良好。而就在十几公里以外,多央山沟里的农民却要靠天吃饭,依雨用水。积攒的降雨在水柜里滋生霉菌,最后进入年幼孩子的口中。多翁也有其不幸之处——山多地远,没有完整的平地,给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不远处的中里却因为地平,给了一批农民致富的机会。我并不否认人力的作用,但在农村,人真的很难胜天。


“索老师,你不了解,我们这里想要自己做个产业很难贷到钱。你看十万、二十万不算多吧,但是镇里很难拍板,要好长时间才能把钱批下来。最开始做食用菌的时候,黄爱国(镇党委书记)有一次来我们屋,就在索老师你住的房间旁边那个养菌室,他说你先做起来,先找老板赊账,我说怎么可能哪!” 宽哥有点儿激动。


“我们当时做食用菌前几批失败了,镇里都不看好我们,把我们当反面教材,结果后来我们村集体经济在陇兰变第一名了。” 书记今晚主动和李副喝起了酒,话也多了起来。


“是啊,索老师,今天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些人,就是最初和我们一起搞食用菌的党员社干。大热天的,一个个干到大半夜,从支书家里找锅炉来灭菌,那时我们顶了好大压力哦……” 我已经记不清这是宽哥第几次向我描述他们的光荣“创业史”了,所有的辛酸都变成了话语中的骄傲。


“不过今天中午支书也说,” 书记笑了一下:“全镇19个村,不要排在第一第二,也不要排第十八十九,在中间最好。在第一的位子上,你一不小心就挨批评。” 李副和宽哥也都笑了起来。

话题不知怎么又转到给村里篮球场装栏杆一事上,宽哥强调要趁村里男青年没复工时赶紧把这件事做起来,李副连连称是:“虽然我不在村委了,但是有什么忙只要我能帮上一定帮。”


“现在人家都讲振兴乡村,我们也要为群众创造一个美丽的环境。而且大家一起干活,也能联络一下感情。” 宽哥每次提到那几件事——食用菌、道路硬化、篮球场栏杆,都神采奕奕。


“老谢,你们真是为我们做了不少事。”


李副和宽哥举起酒碗一碰,各咂一口。“索老师,我们关系很好的。李副的爸爸我都叫老爹,我跟老人家说有什么事情,身体不舒服啦都跟我们讲。老人家一次也没说过哦,不过身体还可以,六十多岁,那天我看还骑摩托下去......”


“我喜欢在农村待着,我年轻时候在扶甲挂村(在农村挂职)了10年,现在那三个村有什么红白喜事我都肯定会到场的。” 宽哥察觉自己说了太多,忙把话头引到书记身上:“你今天可以哦,喝了那么多酒。”


书记平时不到必要时刻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已经开喝第二碗了,脸上一贯的严肃表情也松动了许多。


“你在东莞有厂,在深圳也有,” 书记把头支在手上,对李副说:“我也想到处跑,都很久没有出去了。”


“你们干到年底吧?”李副接道:“也快了哦。”


“当时我就知道我会挨派来的,”书记自顾自说道。“挨”在德保普通话里取“遭受,被指使”的意思,精妙无比。不仅有“挨”派来,还有喝酒“挨”吐,大热天“挨”晒。


“2018年3月,我第一个来。当时你们(卉开姐和宽哥)都还没入住,我一个人入住的,”书记第一次说话声那么大:“那第一个晚上没有电灯,又住的是卫生室楼上,我当时就怕得要死。”


“不会吧你?” 宽哥笑问:“索老师来都没见她怕呀。”


“那不一样,” 书记一脸正经:“现在我们住了这么久,阳气很重,索老师来住没什么。但当时那个屋子好久没有人住,又是卫生院,我就担心有不干净的东西。来之前我做了好多那种道场、法事什么的,那天晚上一来发现没有灯,我就赶紧找人,命令他把灯装好。然后晚上睡觉把门关死,灯打开,觉得外头都是妖魔鬼怪,哗哗哗。” 书记边说边挥动起双臂,“我感觉外头都是鬼,都是鬼,但他们进不来。”


宽哥哈哈大笑,回头看我:“这个人,今天第一次告诉我们哦。”


后来气氛渐渐平静了,书记搂着李副的肩,说:“就算我离开了,我有一天也会……杀……回来的。” 说“杀”字的时候,这个文静的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似乎这个字他以前从来没用过。

那天晚上告辞已经是十一点半了,我和宽哥、书记走在回去的路上,心里一直想着书记说的他刚来时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故事有种莫名的打动人的东西,一个年轻干部初入一个陌生村庄,心里那种原始的恐惧满得就要溢出来。这么真实、又具有生命力的声音,可惜我们的媒体鲜少报导。


更主要的是,在我心里,书记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书记了。和宽哥和卉开姐在一起,书记像是默默无闻的跟班,自己居在一隅做好份内的大事小事。和宽哥和卉开姐一起,书记是陪酒的那个,是不会祝酒、更少接话的那个。和宽哥和卉开姐一起,书记永远是“书记”,不是“路书记”,不是”老路、路哥”,不是“路永平”,他的真名,我最后一天才知道 。

 

5

 

是哦,我就是喜欢农村

 

昨晚不知是不是受了路书记卫生室闹鬼故事的影响,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半米处是一个建在平房顶上的养菇室,黑色的遮阳网外罩着蓝白红尼龙粗布。但因为下端没有固定,所以大风一来尼龙布就会被狠狠吹起,再狠狠砸到窗玻璃上,又呲啦啦地退回网棚。躺在床上听肆虐的风声,总感觉有人在屋外作妖。


一直到凌晨两点都没能入睡,于是打开手机找到《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当年知青在陕北窑洞吃玉米糁子、被跳蚤咬,勉强聊以自慰。


基本一夜未眠,快天明时才睡去。早上醒来,又在床上赖了好久才出屋。九点多,宽哥带我去离村最近的戊平街吃早饭。书记还没有出屋,一问,宽哥说是昨晚和李副喝的黄蜂酒太烈,书记到早上还觉得头晕。


两天都没有下村卖蘑菇,菌棚里的蘑菇估计长得“爆棚”了。蘑菇就跟刚出生的小婴儿一样,一刻也离不了人。每天都必须给蘑菇喷水,还得拔下来已经长大的,任其继续生长很可能会让蘑菇边缘发黑发黄,还有可能影响菌棒继续出第二茬菇。


村里几个妇女一大早就开始在菌棚里拔菇,我们随后加入。几个菌棚收完,粗略估计得有两百多斤。随后,我和几个妇女一人拿一把剪刀,负责把所有蘑菇的根部剪去,并按蘑菇大小和鲜嫩程度进行分类。个头适中、光洁水灵的由书记拉往县城,长得过大、茎部发硬的则由宽哥和支书下村售卖,卖不出去的就放到晒场上风干。


这一天从收菇到削菇再到卖菇,弯着腰连续劳动七个小时。回到家背部疼得直不起来,但心情却轻松充实。想起第一天问支书这样的生活累不累,支书笑答“痛并快乐着”、“既可以走动,又可以和人家开玩笑”。又想起罗素曾说现代人的苦恼来自坐得太多,应该每天都做些体力运动。接下来希望有农民愿意收留我,教我种田和收割瓜果。而如果能学会德保话就更好了,边劳动还能边和村民插科打诨。


晚上七点多,宽哥开车带我回县城。我们很快又谈起了蘑菇。


宽哥第三次给我报起了数字:“建基地需要30万,镇里给18万,深圳给10万,农业局奖励5万……”


“现在主要目的就是扩大再生产吧?”


“一个是扩大再生产,还有一方面是培养村民自治,然后就是申请专利了。食用菌见效快,而且做菌棒用农家最常见的材料就可以了,比如玉米芯、稻草、小麦杆都可以,群众以后自己就能够制作菌棒。下一步我们不光要自己做菌棒,还要自己做菌种。现在都是找广西农科院买,一个菌种4块钱,能接种十几个菌棒。那要是都能自己做,菌棒的成本也降下来了,我们就能以更低的价格出售菌棒……” 宽哥滔滔不绝,我努力记下各种数字。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技术留给村民,能让这个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把经济发展起来。”


“现在多翁做得这么好,那别的村会不会想来取取经呢?”我问。


“当然有,” 宽哥回答得很坦然:“好几个村过来学习了,但是没用的,他们不敢尝试。你前期做还是有失败的风险的,他们担不起这个风险。” 宽哥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车子开过那个斥资巨大的桑蚕养殖园,像一座空城一样伫立在乡野。短短的几年间,在中国千万个农村的大地上,特色产业在扶贫攻坚的强烈号召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有的像多翁的食用菌一样势如破竹,有的则黯淡地记载着野心的覆灭。但所有这些产业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是喜悦和骄傲,也是无奈和绝望。这些终会被遗忘,但也都曾被历史见证。


“我刚毕业的时候,在科技局搞农资,1999年哦,一个月能拿260块钱。后来我跟局里说不行,我要回乡下,我还是喜欢农村。那时哪有什么农家乐,但是我就觉得是个商机,就想建一个可以供老年人疗养的场地。弄一点烧烤的东西,还搞个果园,引进了一批外国水果。家里人意见大得很,说你把赚来的钱都给投到果园里了……”


“那后来呢?”


“后来失败咯,人手不够。当时好多群众明目张胆来我果园里吃果,人家跟我说,你这个果园,这边的果子是甜的,那边的果子是酸的。我说我是老板,我都不知道果园哪里甜哪里酸,哦哟。所以第三年就承包出去了。”


“您之前说在扶甲还挂村挂了十年,您这是一直和农村有缘啊。”


“ 是哦,我就是喜欢农村。我当时初中毕业,就去了贺州农校,读的烟草专业。一辈子兜兜转转,都离不开农村。”


车子静静地开着,音响放着淡淡的音乐。两年里,每个周五的夜晚,宽哥都会一个人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回城,独自穿过莽莽山野。


“我女儿马上也初中毕业了,” 这是几天来宽哥第一次提起他的家人。“在百色读中学。现在每天在家也不好好学习。”


“您女儿都那么大了。”


“是啊,还有一个小的,刚三岁。” 我立刻想起了卉开姐刚满三岁的孩子。


“那周末回去可以好好陪陪小家伙。”


“哈哈,她也不要我陪,她喜欢她妈妈。”宽哥嘴角抽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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