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声明：本刊第36期“王平理事长应邀出席第八届欧亚青年领袖论坛并发表演讲”新闻中，王平理事长演讲摘录第二段文字最后：正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所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一版编辑时，遗漏“所说”二字，特此更正，并敬请原谅给您阅读时带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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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友成传播外联部
本期责任编辑：张小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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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友成联手第十七届国际应急管理大会主办
“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行动与角色”分论坛
前言
作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6月9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受第17届国际应急管理大会委托主办了“民间组织在灾害应对中的行动与角色”分论坛。本届大会由国际应急管理学会（TheInternationalEmergencyManagementSociety，简称TIEMS）主办，中国地震局以及与应急相关的中国政府各部委和非政府组织协办。
一如友成对自己在公益事业中作为“开放性资源平台”的定位，这个论坛也是一个跨界的，向政府、基金会、NGO、企业界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嘉宾开放，提供给大家纵论灾害应急管理的言论平台。我们特地将论坛中的精彩观点和重要言论汇集成专刊，奉献给参与论坛及关注我国应急管理和民间公益力量成长的各界朋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继续推动社会各界彼此融通资源，携手合作，共同提升中国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
友成诚挚感谢各位的关注。
论坛概况
甘东宇秘书长受邀参加国际应急大会闭幕式“互动论坛”
民间组织在应对重大应急事件和自然灾害中，往往表现出快速、准确和灵活的特点，如果加以整合，形成有效的民间组织体系，将会很好与专业的政府应急体系进行对接，形成优势互补。友成在四川绵竹与当政府共同搭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和资助5.12NGO服务中心的作法，很好地印证这一点。友成志愿者驿站网络则是友成自身建造的民间支持体系，也被证明在紧急救援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引自甘东宇秘书长在互动论坛中的发言
主题发言
挑战与应对——友成基金会灾害应对的行动模式
甘东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精彩摘要：
2008年5.12抗震救灾，包括目前仍活跃在救灾领域里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曾被媒体广泛报道过的遵道志愿者联盟和已经成为政府主导的绵竹社会资源协调平台，最初都有友成的支持和参与，有些还是友成的独创。
友成在近期的几次重大灾害应对中，体现出几个突出的特点：行动快速、目标准确、网络渠道畅通和开放资源平台。或者说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第一”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和“第一需要”。实践证明，这是社会组织参与大的灾难救助最为有效的做法。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友成正式成立了“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旨在更为有效、更具战略性地从事灾害应对与支持工作，管理灾后援助、恢复与重建项目。中心以提升社区对自然灾害的抗逆能力、提高民间机构支持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应对灾害的公共支持的有效性为主要工作目标，并系统性地设计未来三年的灾害应对和管理战略。
民间力量在大灾救援中的重要作用和几点缺憾
王振耀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精彩摘要：
第一个阶段，根据中国的大灾救助经验，民间组织发挥了主体性的作用，我觉得不容忽视。
社会重建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是一件非常细腻的工作。这个谁来做？就是民间组织作为主导，政府支持民间。
在救灾过程中，立体性的深入现在不够，专业化程度需要加强，需要形成一个救灾的——不恰当的比喻就是——产业链。在政府具有优势的地方，不一定和政府进行平面的竞争，不一定进行平面的合作；有多方面政府是没有力量做的，你们来做。
救灾应急其实也像我们慈善产品一样，需要更多、更专业化的开发，使我们的项目具有影响力，能动员更大的社会面。
汇聚各界的力量，做好中国的公益事业
李海峰
复星集团总裁助理、北京区域总部首席代表
精彩摘要：
今天论坛的主题“民间力量在灾害应对中的行动与角色”，我的理解是：汇聚我们民间的力量，共同投入到整个社会的公益事业当中去。也应和了友成战略中“建设跨界合作平台”这样一个基本的主题思想，复星有一个口号和今天的会议比较契合：“汇聚成长力量”。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整个社会要和谐发展，最核心的是要调动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和力量，汇聚很多公益和慈善的力量，共同把这些事情做好。
企业也是一个社会群体，我们所有的NGO组织如何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力量和NGO本身的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什么模式？这方面的模式我觉得是需要探讨的。
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像我们复星来说，每年一定会有一部分预算，是确定要拿出来投入到社会公益中去的。问题是哪一个公益组织和我们复星基因匹配，不是每一个都能合作的。
跨国企业参与灾后应急救援的经验以及期待
傅蕾
诺基亚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精彩摘要：
作为企业来讲，一定会重视和考量投入与产出。作为一个经营性的企业，我们的产出是利润；当我们运行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我们的投入也要讲产出，这个产出是受益人利益的最大化。当你一个项目不能够最大化地去体现投入的时候，作为企业来讲就会有一些疑问。他并不怀疑你把钱浪费了，但是他怀疑你的能力，怀疑你对管理和你对有效性的认知。
我们给NGO一个建议：将来你们要做项目的时候也要邀请一些经营性的企业参加，当这个项目做到一定阶段之后，要慢慢的开始去拓展那些不是受灾的但是也有这个需求的人，可以收费，可以用经营的模式去维持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长期可持续地去经营。
精彩言论辑要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国际应急管理学会亚太区主席
曲国胜
——近年来，志愿者队伍和机构已成为我国应急救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成为各类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中的有机力量。这些志愿者和国家救援队并肩作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几个志愿者的队伍，一个是友成基金会，一个是遵道志愿者队伍。在我们已经饿了有两天吃不到饭，没有蔬菜水果，没有任何供应的时候，友成基金会连夜派了两辆汽车把食物送到了玉树现场。
国务院扶贫办贫困村灾后重建办公室主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
黄承伟
——汶川地震以来，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发现灾害和贫困和脆弱性往往紧密相连，我们希望在新的一轮扶贫开发当中能够将风险、脆弱性以及相关的灾害管理纳入整个扶贫的政策体系。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主任
高小贤
——在灾害管理中，我们应该建立执行机构和资助机构之间的对话机制，应该培育和发挥支持性机构的作用，建立备灾机制。中国民间机构和基金会要联手起来，真正做几个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建案例出来。希望我们的基金会眼光再远一点，在资助救灾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服务和救灾，还要看到民间机构在灾后重建中扮演的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角色。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执行主任
王亦庆
——汶川地震后，我们在灾区帮助建设生态民居、发展生态经济。我们正在抵御一种灾后的“等靠要”的情绪，很多的工作都是和村民共同来参与的。
——正如廖晓义女士所言：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乐和，病态文明的原因是失和，乐和家园是生态文明的落地模式，乐和家园的建设从乡村开始，社会企业是生态文明的新兴力量。
国际美慈灾害管理项目经理
岳耀
——我们每一个员工在接受任务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牢记赈灾救助行为的10条标准，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能超越的。
——美慈在做应急响应时有一个框架，这个架构是支撑我们开展紧急救援的一个基础，我们把关键要素归纳到这种架构之中，非常精干，可复制，能够承担大规模的行动。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刘洲鸿
——我们在支持民间组织的过程中，感觉民间组织在工作中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组织缺乏专职人员，缺乏专职人员限制了NGO的发展。NGO的经费也很紧张，一方面是捐款少，另外一方面社会、企业要求捐款要用在社会上。
——我们要重视NGO的专业性和本土性，NGO在开展社区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培育当地的领袖和骨干，以及社区组织。
北京仁爱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林启泰
——根据我们在近几次大灾救援中的了解，国家救灾体系中没有人来协调NGO。我们非常希望在大灾的时候，政府能够有一个部门，有一个窗口来应对民间慈善组织。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民间的力量自己要能适应，要养成和政府沟通和协调的习惯。要有NGO与政府对接的专业平台，我们NGO要能够自己努力地协调和思考，去做出一些标准性的东西，提交给政府。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李劲
——在救灾的时候，如何调整和增加人力资源的配备？你的人力资源本来就很紧张，而且整个社会里面公益人才本来就是有限的，你怎么样增加人员，培训他们，让他们成为合格的投入公益救灾项目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何建立和处理与当地NGO的关系，看看是不是能相互协作。大家都在忙于自己的项目，怎么样在项目的重合点上建立有效的合作，促进良性的竞争，也是我们基金会作为整个公益链条的前端组织应该思考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
陶传进
——我们觉得紧急救援的背后有文化在里面，不一定我们表面上见到的制度有强大的力量。
——在紧急救援的时候NGO的作用是什么？在NGO做事情的过程中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表达自己的参与，能以此作为一个起点，一直延续下去，这就是公民。实际上你给他一个救援的机会，是给他一个作为公民的机会，也给灾区的公众一个感受，这才叫公民社会。
——灾后重建最容易等、靠、要了，如果一场地震最后造成了等靠要的话，这是十分可悲的。最佳的良药是什么呢？就是民间组织和NGO。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教授
邓国胜
——今天我们要反思民间力量在救灾过程之中的角色是什么，友成《新公益专刊》那本书上说得很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们是创新者。你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需要你救灾，是因为你会创新，因为你会创新，所以你跟政府不一样，那是你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做慈善，而且我们还要聪明地做。使这个行业真正能进入主流，而不是被边缘化；我们要放大我们的价值，要跟媒体更多地合作，把我们的价值更好的放大出来，让社会能够了解。你不能老是默默无闻地做事。不仅要放大，还要扩散，要把我们很多的经验沉淀下来再传播，只有这样，灾害才能真正的由“危”变成“机”，我们才能不断地进步。
诺基亚企业社会责任总监
傅蕾
情，好像没有太多的思考或者不是那么专业；但是今天我看到了，每一个基金会上来谈他们的执行都是非常的专业。听了几家基金会的介绍，我对NGO肃然起敬。今天我看到你们讲的，你们的分析和反思都非常地专业，不亚于企业。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生动的一堂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5.12民间救援服务中心主任
郭虹
——前天参加了国务院关于志愿服务法立法的会议，人大非常重视这个问题，5月31号最后一稿才出来，6月4号就到成都现场调研。其中有一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信息：在这个法里头，把志愿服务的协调作为政府职能。既然是一个职能，各级政府就要建立一个志愿服务的协调机构；同时专门还有一个在应急的情况下，对志愿服务进行协调的专门机构。
——政府也在成长，也在改变。我觉得地震灾难以后，各个方面都在成长，都在改变。我感觉到欣慰的是，这种成长是相互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贡献，都有收获，确实是体现了参与合作、资源共享，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民盟中央代表，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副总工程师
顾林生
——我们国家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到玉树大地震，进步很大的是应急管理这一块，但是我们在防灾减灾，在“防”这一块的地方还是相当弱的。NGO民间力量今天的任务是要转向“防”和建立长效机制。第一要由救灾性、应急型的参与走向灾害预防型、长效管理型的参与。第二，我们国家现在培养出了走出国门的减灾志愿者和团体，我觉得下一步我们NGO要走出国门。
友成志愿者支持中心高级项目官员
零慧
——友成赈旱行动的工作流程，从需求评估、物资采购、水柜安装、捐赠到维护，都是由志愿者来完成的。友成志愿者支持中心为所有参加赈旱行动的志愿者提供了非常完整的一个支持体系。
——整个赈旱行动中，当地的志愿者得到了非常大的动员。经过这样的一次活动，他们能够更加持续地去关注当地社区的发展，关注学校的教育；友成志愿者驿站成为当地志愿者参与公益的平台。我想这是整个行动给社区留下的一个长效的财富。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金锦萍
——今天来的企业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在做慈善的时候变得很聪明，已经要变成一个明智的捐赠者、积极的捐赠者和负责任的捐赠者。
——很多企业把公益作为提升自己品牌的一个途径，但是如果真的走进慈善，走进公益，真正品牌提升并不是在媒体作用下的一种知名度的提高，而恰恰是要把公益和慈善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深入进去，使自己的企业具备负责任的公民身份，这样才是真正的品牌。
记者声音
在“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西南干旱、玉树地震等灾害性事件中，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在第一线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我对民间组织工作人员踏实、专业、无私、执着的工作作风和精神所感动。
但同时，我也感到，与抢险救灾一线的正规军（军队、救援队）相比，民间组织的人员有些“底气不足”，不敢打出自己的大旗，不敢亮出自己的招牌，自我宣传意识明显不足。
玉树地震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结古镇采访，在那里，几乎每一个救灾现场、护理区域和灾民安置点，都能看见“某某英雄连”、“某某独立团”、“某某救援队”的大旗或宣传牌，但却见不到一个民间组织的标志。
这有外部的原因，也有民间组织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应该是自身的原因。相比之下，在灾区的企业自我宣传意识就很强，好事做了，宣传目的也达到了。宣传是为了将来更好、更方便的工作。
我很赞同陈光标的那句话，“高调行善”。这其实是一种榜样的力量。——高调一点，也是一种力量。希望民间组织在未来也能高调起来。
——《第一财经日报》首席记者章轲
此次论坛的召开让民间力量在埋头做事的同时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理性思考其在灾害应对中的角色定位。较之国外的NGO发展，如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国内的NGO无论是整体规模抑或是所发挥的作用，都有很大距离。而距离的缩小，取决于如何在我国的现存政治体制限制之外寻求突破。
此次论坛中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做“政府救助体系的补充者”的角色定位不由让我们思考许多，也许现阶段甘当绿叶适当的让步亦是一种策略，它让我们深思如何在和政府力量合作博弈中实现自己的远景目标。此外友成整合志愿者资源，形成以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要为主要特点的“友成模式”也让我们见识了民间力量的作用发挥空间。“德不孤，必有邻”，正是像论坛中诸多公益组织对NGO整体发展命运的不断思考深深感染着我们，上海复星和诺基亚企业代表愿意和民间力量对接的发言也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正因为此我相信会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扶贫公益事业中来。
对照当前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阶段，我国NGO的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多层次灾害应急机制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些困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因此，要走出困境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我国的NGO来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中国扶贫》杂志记者吴希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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