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letter第41期：新公益嘉年华 论坛特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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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刊：友成传播外联部

本期责任编辑：张小茅

以天下襟怀观照天下  以平民立场关注民生

新公益嘉年华 论坛特刊（二）

序 今天，让我们跨界

今天，公益成了一个越来越热的话题。

内跨部门，外跨国界——关于慈善的讨论绵延不绝。讨论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慈善家”或者“公益”圈内人士，对公益的关注和探讨也不仅仅在不同 国家和文化内部各自为政。无界不跨的跨界和无远弗届的全球化，似乎正在成为公益行业的新特征。

今年以来关于公益的话题和热点事件此起彼伏，而且有越来越热之势：企业家的“裸捐”，学界针对政府相关政策的质疑，公益明星的无奈以及令中 国企业界期盼已久然而又有些躲闪的两位国际大鳄的到来，令这一话题迅速升温。巴（菲特）比（尔盖茨）的到来，让我们看到这种跨越，让公益话题跨越了西方和东方的文化距 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隔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差别。

几乎是与此同时，友成基金会以“跨界、合作、创新”为主题，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新公益”盛宴是真正的跨界的探索和讨论。

在这里，有政府对“全民公益，快乐公益，创新公益”的热情支持，有企业界对“能够对好的结果负责”的专业化公益组织的热切呼唤，有公益领域 对政府支持、企业期待、公众期盼的热忱回应。

在这场新公益嘉年华高潮秀的现场，许多种声音，汇聚成一个声音——今天，让我们跨界。

论坛传真

●友成基金会秘书长 主持人甘东宇 “新公益论坛”开场：

“新公益论坛” 各界嘉宾见证“嘉年华”的高潮秀

甘东宇秘书长 （注：该照片采自首届嘉年华论坛开幕酒会现场）

提到嘉年华，大家肯定更多地联想到游乐园和琳琅满目的娱乐性活动，而以公益为主题的嘉年华可能大家还是首次听闻。友成基金会希望以嘉年华这种大众喜闻乐见、极 具激情活力的组织形式为载体，邀集国内外优秀企业公民、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和民间组织、媒体等为参与主体，形成跨部门、跨地域和跨领域的创新氛围，激发全社会对新公益理念和实践的关注与投入，促进公益组织、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 协作，鼓励创新的方法、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实践，从而掀起公益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热潮。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新公益嘉年华先后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开展了多姿多彩的倡导性活动，包括与NPI合作在三地分别举办的“社会创新发现之旅”，与零点集团合 作开展的全国性公益问题梳理，以及刚刚在上海结束的为期40天的上海公益季活动——仅此一项活动就吸引了9000余人次参与了新公益的体验，包括举办了39场公益组织开放日活动、开辟4条新公益体验之旅并举行了6场公益主题活动。而在上海 一地参加的企业就达到11个，参加的公益机构更多达79家，成为一场初具规模的“公益博览会”。

新公益嘉年华是场公益的博览会，也可以称之为公益的盛宴，那么今天开幕的新公益论坛则是这场盛宴的高潮。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们为各位嘉宾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大会除了以“农村金融”、“志愿服务与社会创新”、“公益创投与社会企业”、“新技术与新公益”为题分别举办四场主题论坛之外，本周的活动还包括从公益问题梳理中 筛选出来的15个公益线索，以及以它们为题举办的“创新工作坊”、以体验公益创新为参与内容的“新公益体验游”，还包括从全国各地挑选出的“社会创新案例展”和每晚播放 的“公益影片放映”等活动。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嘉宾如果有时间，一定参加完未来四天的活动，体验新公益带来的快乐。

大家可以环顾一下我们的现场，今天有近250名嘉宾到会出席这个活动。我在前几天统计参会嘉宾的时候，发现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人多一些热 闹一些，可后来越来越担心，生怕人来的太多，场地容纳不下，于是我们希望做些劝退工作，但效果不明显，我们也非常担心对大家照顾不周。然而，大家看到,还是这么多人踊跃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代表我们的主办方：友成基金会，和我们的联合主办方NPI，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新公益论坛。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友成理事郑文凯：

政府热情支持“全民公益、创新公益、快乐公益”的理念和实践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在王平理事长的带领下，勇于探索，提出了不少前瞻性的公益理念；奋力开拓、组织、参与、实施了诸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重 大自然灾害救助的一系列活动；特别是以友成志愿者为核心的扶贫志愿者支持体系,充分体现了公益创新的理念，在公益行业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这次新公益论坛，就是深入交流，会聚共识，搭建平台的一个新举措，通过公益组织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将有助于进一步形成跨界、创新、合作 的新公益氛围和工作机制，有助于推动扶贫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作为国家扶贫工作部门，我们对这种向社会负责，向时代负责，向贫困同胞负责的精神，和全民公益、快乐公益、创新公益的理念与实践，表示钦佩和热 情支持；对各界人士给予扶贫开发事业的高度关注表示赞赏和感谢。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为中国扶贫开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理事 HTC Group CEO Dai Powell：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商业模式的特色和优势

社会企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商业模式吗？

是的。它的主要的目标是社会变革。虽然说利润也很重要，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使用商业运行模式，为的却是社会福利。

影响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如此的巨大。比如说全球变暖、贫困问题，所有的社会中都有一些这样的社会问题，不能够由一个机构单独解决。当今许多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 有能力来应对。比如失业，教育，健康等问题的解决，都能够从社会企业商业模型中受益。

有了社会企业这种形式，我们就能够在多个部门之间合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比起公共领域，这是社会企业独有的优势。

在英国，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服务，传统上是由国家来提供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地由社会企业来提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国家倾向于按 传统的方式来工作，缺乏更新的动力。第二，社会企业提供的服务，非常接近于他们服务的民众。第三，由于所采取的商业模式，社会企业提供的服务比较便宜，成本小，比较划 算，我们必须要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发现社会需要，然后建立一个商业模式来满足这样的需要。这是我们社会企业的使命。

如果你环顾周围成功的商业模式，会发现他们的能力所在。社会企业家用同样的技巧，来创建了这个社会企业。成功的因素中首先是融资，我们来看社会企业怎么融资？ 因为社会企业的主要目标不是盈利，而是为了社会的福利，所以传统的投资方式就不大有效。社会企业融资有三种方式：第一是慈善，第二是合同收入，第三是新的投资。

慈善拨款这样的投资方式是非常平常的，随着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这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很多人希望在全球的范围内回报社会。第二个是合同收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 的资金来源。第三个是投资。因为社会企业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型，有基于慈善目的的投资者，他们就投入于这样的社会企业。这种投资不但影响单个行业，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 的变革。但是如果我们商业模型不对，这些就没有办法实现。

社会企业能够把所有的行业带到一起来，并且促使市民自己提供解决方案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然后也鼓励商业家来投资于社会福利。我们在本周的论坛上探讨的主 题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希望这个行业能够成长，能够发挥它的潜力，我也希望在这里通过学习有所收益，并把它带回到英国。希望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杨团：

新农协的新理念、新资源、 新平台、新动力和新方法

刚才甘东宇说我是跨界人，我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社会政策的创新实验。从02 年开始我把创新实验的主要精力放在农村，主要做的是什么呢？三个字—新农协：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我把新农协定义为是乡镇社区的社会企业，政府支持的农民自助组织。因 为不仅它不仅涉及农村金融，还有农村供销，农村的社会保障，农村的健康，农村的教育，农村的文化服务，还有技术推广。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组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社会实验呢？这就涉及到“新理念”，我很赞赏王平理事长所讲的，我发现我们这些人有很多的东西是息息相通的。那么新农协的新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在地农 民，怎么样就地现代化。大家知道我们十几亿人口，现在在农村的人口还有七八亿，那么就算未来，我们再进步到什么程度的话，我们的农村恐怕 也还有30%的人口。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讲，那简直是多少个国家的人口之和。对于中国来讲，如果不解决在地农民怎么就地现代化，怎么能够和我们大家一起走进现代社会，那我 们中国永远稳定不了，我们的危机，永远悬在头上。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子孙万代，关系我们的社会，也关系我们党和政府能不能长期稳定发展的问题。

实现这样一个理念，关键是要建立新组织，就是新农协这样一个跨界的社会企业。而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组织，它的关键又是什么？新资源。新资源就是整合跨界的资源。

两三年前，友成基金会刚刚建立，就进行大讨论：友成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友成取得了共识，我们四家建了一个跨界的联盟，第一，社会科学院，第二，友成企业 家扶贫基金会，第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第四，香港光华有限公司，一起努力，来支持湖北建始的跨界实验。友成贡献的是湖北建始友成志愿者驿站。今天志愿者驿站的模 式，已经推广到仪陇，而且采取了一套新的模式。

这就证明有了新资源，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平台；有了新平台，就有一种新的动力，是方方面面的人跨界来共同努力的动力；有了这个新动力，才有新的方法，这个新方法，在建始志愿者驿站的运作方式上就有体现。

●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部总监 杨钟仁：

我们在这里开启一场必要的革命

刚才王理事长谈了新公益的几个看法，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认为对于新公益的探讨，在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下是很迫切的。为什么呢？改革开放31年，经济在发展，蓬勃地向前，社会、环境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如果我 们再看未来的10年、20年的话，如果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的稳定性、社会的和谐是非常成问题的。要想解决社会和谐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需要创新和突破口，而不是用以前的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然30年之后，如果在这里再开新公益论坛，还是谈新公益，面临的社会问题就会更严重。所以有一个迫切性 。

我们在这里探讨，其实已经开启了一场必要的革命。如果通过我们跨界的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推进新公益的发展，在10年、20年之后我们再汇聚一堂在这里，回顾我们 共同走过的路，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骄傲。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基金会、NGO、社会企业茁壮成长，同时整个非营利部门对整个GDP的贡献会非常大。

在整个大环境下面，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在一年多前，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怎样把企业责任社会化？首先我很同意王平理事长讲的理念的倡导，非常重要。整个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处于非常初步的状态：不同的企业做不同的项目，其实有很多的资源没有很好利 用。追求长远发展的所谓新公益，其实目标是要缔造一个更加蓬勃的社会资源产业链、生态链，就好象25年前英特尔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帮助搭建一个蓬勃的ICT产业链一样。同 样我们看到在社会产业生态链里面，有同样的一个机会，在座的各位，为什么会加入这个行列，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在新公益事业中，企业有很多的机会，通 过把企业的责任社会化，跟伙伴一起，通过这样的平台倡导新公益的理念，搭建持续发展的生态链，我相信在座的企业也好，社会企业家也好，NGO也好，基金会也好，都会在这里 面找到机会，帮助你的机构更好地茁壮成长。

●《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杨平

参与式方法：值得跨界推荐的公益组织管理法宝

我做了六年的公益，我体会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法宝就是参与式管理方法，这是很重要的、各个组织都在用的工具和方法：我们所面对的利益的相关方要参与到问题 的解决中来，大家坐下来讨论，形成一种协商民主的讨论机制，才有可能把问题梳理得更清楚，大家才能够平等地获得这样的一种表达权力，问题才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企业管理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员工的参与。在整个的现代中国的以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中间，我们大量看到的自上而下的强行推广的管理方法。而实 际上，建立真正长效的管理，员工对于管理过程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北欧这些国家，我们看到很多的参与式的管理，能够带来非常长效的机制，这也是企业可以从公益 组织借鉴的方法。

深 度

对公益的重新想象

友成媒体顾问、《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 吴伯凡

在新公益论坛开幕式上的发言

编者按：在新公益浪潮尚未从第一波力量扩展为真正浪潮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对新公益的样貌作一个想象——先有心中的蓝图，才会有在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壮 阔景观。

但是关于新公益的想象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想象，而不是文人化的天马行空的心理漫游。理性的想象是需要依据的。在新公益论坛的开幕式上，身为《21世纪商业评论 》主编的吴伯凡先生，从他所秉持的不容许非理性的商业思维、经营逻辑出发，为我们提供了一番“理性地想象”的依据。或许这就是商业的浪漫或者说公益的浪漫？在商业和公 益的交集之处，有一种高度一致的激情或者说高度重合的境界，这就是创新。创新，总是离不开想象的。一起来领略吴伯凡先生提供的——站在商业和公益相遇之处的跨界想象。

王平理事长关于《新思考、新选择、新公益》的演讲，我相信，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的理念和实践，将会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个文本。今后如果大家在书 写中国公益历史的时候，我相信这将会是被不断提及和征引的一个文本。（王平理事长演讲《新思考 新选择 新公益》全文请参看上期理事通 讯，或者请在友成官网查阅。——编注）

21世纪报系从2003年起就关注企业，试图对企业的成功进行重新定义：到底在新的世纪，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企业成功的空间在哪里？我们试图对此做一个重新 想象。由此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考空间：这就是企业的创新能力。成功的企业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追求经济价值的单向度的成功；而应该是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价值 的一个实体：我们把它称为企业公民。这样的企业在追求自身成功的过程当中，在创造自身经营价值的同时，也创造公共价值，他的经营行为，以及生存环境能够保持一种持续性 。这就是我们对企业公民的理解。

今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叫新公益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应该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头。美国有一本非常通行的环境教育教材《生存在环境中》，作者在书中用了美国当代某位思 想家的一句话：“我们对环境最大的误解，莫过于把环境仅仅是理解为野生动物的灭绝，理解为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等，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环境危机来自于人类内心的危机，来自于人类内心的贪婪和恐惧。

我们更重要的课题是：我们要重新定义，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为了能够继续在这个星球上活下去，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我们自身。重新定义了我们人自身，也就 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于财富和贫困的理解。什么叫财富？我们仅仅把财富当成一种不断的破纪录的数字游戏，还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到最重要的事情上——不是财富，而是幸福。

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仅包括那些我们在经济上可以计量的价值；更重要的是那些看似免费的，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现在正在向我 们要索还公共成本的那些价值。所以，当我们重新思考新公益的时候，我们发现公益的本质就是重新关注我们的共同财富。这个共同财富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一样。身体的健康是我们的财富，但是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我们总以为这种健康是免费的；只有在身体出现了病变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代价昂贵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财富和贫困，我们就必须回到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共同财富，也就是我们今天公益真正要关注的事情。

在谈到“成功”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这样定义：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常常是以外在的规模，外在的数字来定义自己成功；而实际上当他真正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怎么定义一个人的成功。真正衡量一个人的成功的，是他在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心中的位置。我们要看自己是否成功，不妨想象一下，我们的重孙几十年以后， 再回忆自己曾祖父的时候，能不能自豪地告诉别人：我的曾祖父是做什么的。用重孙辈的法则来衡量的时候，我们发现财富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维度的东西，而是一个时间维度的东西，是在代之间传递的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在数量上的一种破纪录。

重新回到公益的本质，我们发现公益实际上跟商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因为不管是公益还是经营，实际上都是在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低产出，甚至无产出的地方转向高产出，这就是熊彼特对于创新的定义。所以我们做公益，做企业，它的本质就是，从创立一个函数式，创立一个方程式，然后把作为成量的资源带入这个函数 式，导致更大的产出。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或者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它的最大的创新原点，就是回到人类最基本的，最隐秘的，但又是巨大的那些需求，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关注客户的最为隐秘的痛苦，然后以创造性的方案 来解决这些痛苦。所以，新公益的本质是创新。

我们曾经听说过很多关于公益的理念和实践，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新公益，跟原有的、初级的、尝试性的、探索性的公益理念和实践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传统的公益是捐助式的慈善行为，而我们所说的新公益，它的核心是创新，它是一种用商业的方式，用经营管理的方式来把低产出的资源放大为高产出的资源。所以我们重新审视低产出的方程式，对它进行改造，然后创 造一种更加有创造性的，更加有放大性的财富方程式的时候，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公益上，都获得了新的产出，这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新公益。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家精神，这是 德鲁克所说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从商业领域延伸到了公益领域。

按照公共价值和经营价值，我们把公益分为四种类型：有公共价值，有经营价值的公益，我们把它称之为有商业模式的公益；有公共价值，没有经营价值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慈善性公益；有经营价值，没有公共价值的，我们把它称为伪善性 公益；还有一种既无经营价值，也无公共价值的，我们把它称为自杀性的经营。我们要使公益得以持续，它一定是包含着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财富方程式；按照熊彼特的说法，一个 社会是否发展，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就是看这个社会具有越来越多的生产组合，越来越多的生产财富的方程式。这个财富在我们今天看来，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应该是环 境意义上的和社会意义上的。

刚才王平女士已经讲到新公益的七个特点，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社会创新，如何来发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呢？在我看来，就是从四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对公益的识别，对公众需求的识别，不是一种边缘的需求，而是一种社会真正需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巨大的需求。这是衡量一个公益行为是否有创新性的标志。

其次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我们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手段将决定我们的公益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种具有放大性和具有持续性的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低产出的公益。那么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有一个现实，就是网络社会。很多公司，由于他使用的途径和手段比较初级，所以他没法把他的公益行为放大为一种真正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有很多的公益变成了盆景性公益，顶多成为造林式的公益。我们真正对社会有影响的公益，应该是建立一种气候和土壤，建立一种平台，让公益组织象热带雨林一样自我生长，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无需在那 儿不断用人为的力量去展现一种价值有限的公益行为。

公益创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成本收益。我们是处在一个维基时代，一个Web 2.0的时代，很多过去不成为资源的资源，现在已经通过网络和技术的平台，通过社会网 络和技术网络，形成一种巨大的生产性力量。这就是说，通过某种组织设计，通过某种对组织虚拟制度的设计，在网络时代产生了一种极大地放大的价值。我们在评估一个公益的时候，应该衡量它的成本收益如何，不仅仅在于我们捐了多少钱（这是很多公益走向误区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公益创新的第四个方面是它的平台，它是一种竞合游戏。我们一方面创新，是为了改变传统的公益模式，另外一方面，新公益应该是一种可以形成社会各机构、各组织之间的深切互动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在评估新公益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如何 形成一种平台型力量，如何形成一种社区性、互动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想象新公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它是新公益的核心；社会创新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将会是新公益当中的主要源动力。

我们在努力做一个企业公民。从做好企业到做好企业公民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探寻一种新的路径，就是把公共价值和经营价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我相信，支票本式 的公益，将会越来越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代之而来的会是一种追求公益模式的、以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家精神为核心的新公益。

特 写

编者按：本期特写，我们从新公益论坛上采回了一组特写镜头为大家呈现。从这组镜头中您会陆续看到：

《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掌门人刘东华先生，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资深跨界学者杨团女士，论坛主持人、友成基金会秘书长甘东宇先生，英特尔中国社 会责任总监杨钟仁先生，阿拉善基金会前秘书长、《文化纵横》杂志创办人、跨界名人杨平先生，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驻华代表Ian Robinson 先生等等“跨界”面孔，领略他们各 具特色的风采，品评他们针对“跨界”这个主题发出的犀利言论中的真知灼见。

这是一组长长的、交互穿插的特写镜头，镜头捕获的范围除了新公益论坛开幕式现场台上的专家论坛外，还用广角延伸至全场嘉宾的参与式大讨论。这组镜头尽管长 ，但相信不会乏味。一起来回顾这场——

关于“界”的跨界大讨论（图）关于跨界的跨界探讨

右起：杨团，Ian Robinson,杨平，刘东华，甘东宇

讨论发起人：杨团女士（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有个建议。刚才刘东华提出来两个问题，我建议全体讨论：

第一个问题，“跨界合作的前提是站稳自己所在的界”。也就是说你的代表性不够的，你对结果的负责力不太强的话，就不要跨界？

第二个问题，在中国现行的情况下，谁能对钱的使用更好地负责？仍然是企业。（是否意味着NGO的能力太弱？）

我想对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提起讨论。对这样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学界和NGO领域，或者企业家可以发言，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在跨界，是不是也可以来参与讨论一下 ？

主持人甘东宇响应：

我很支持你的提议，为什么呢？去年我参加了一个东华兄举办的年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里面有一个环节，当时设想有企业家、有公益人士，来进行对话；结果后来都是 公益人士，没有一个企业家。最后我们不得不换了议题，先讨论：为什么企业家不来跟公益组织来对话。

争议观点： 观点甲、 NGO先发展、再跨界 VS

观点乙、NGO在跨界中发展

观点持有人：刘东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观点甲持有人）

VS 杨钟仁（英特尔中国社会责任总监，观点乙持有人）

双方观点阐述

刘东华：跨界的前提是：自己站在哪个界？你的代表性是不是足够大？你的专业能力和对好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是不是足够强？

在中国，最大的“界”，一个是政府，一个是企业，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公益领域，第三方的力量。国家政府这方面我认为能力是非常强的。企业30年来向全世界学习，应 该说，进步非常快，中国今天赢得全世界的重视，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崛起，而经济的崛起的背后主要是企业和企业家，一批优秀的企业家的崛起，他们对结果负责的能力非常强。

再说我们公益，我觉得非常遗憾:其实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光宗耀祖、兼济天下的公益基因，但是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们在公益慈善方面还没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我提一个问题，在中国今天的社会，谁能够更好地对钱负责任？谁能够把钱花得更好、有更好的结果？是政府，是企业还是慈善？公益组织？我认为今天依然是企业。

杨钟仁：我想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把整个的社会生态链搞活的话，企业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思路。现在的问题是说 ，很多的企业就把自己变成NGO，自己来执行我们的项目，有我们自己的团队——这个模式是不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关键怎么来帮助NGO更好地茁壮的成长，通过对他们能力的培养，把企业管理的一些模式，一些技术，传授给NGO，让他们更好的茁壮成长这才是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企业对自己的钱不太放心的话，其实可能要稍微要想开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主持人把讨论空间开放给现场）

现场嘉宾1、我不是特别认同只有企业家才能把钱真正用好。因为站的位置不一样，考虑的方向真的不一样。从我个人的感觉，当我站在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个钱有效率，但是不一定它的社会效应最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能力的NGO或者是社会组织能够让这个钱发挥的效应最大。

现场嘉宾2：我拿一个孩子的成长做比喻：中国的企业界发展了30年，中国国民的资源他们占有了多少？他们成长了，他们壮大了，他们的能力增强了；现在的中国的公益领域还是一个初生的婴儿，占了多少的社会资源，处在什么位置？我特别同意刚才英特尔总裁的那个观念，我觉得企业也需要换一个视角来看一 下：真正的跨界是心灵的突破。如果有这个东西在里面，我相信任何的没有障碍，真的是无障碍，能合作。

现场嘉宾3：我觉得说跨界的话题我比较合适，因为我也是跨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律师，第二份工作是自己创业，第三份工作是现 在自己做自己的草根NGO。其实我蛮同意的：你必须在自己现在的行业里面，做出一定的成绩。做公益，只有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做出一定的影响力，做出一定的成绩以后，才有足够 的资源和经验去做跨界的公益。公益非常难，公益是往往是四五个人要做四五十个人的事，但是往往可以做得很有效率，这来自于在企业界获得的经验，帮助你在公益获得效率。我不排除少数的公益组织的确做得比企业好。

跨界的好处在于什么？我们跨界的人起的作用是翻译，我们说的都是中文，但是企业界和NGO讲的中文不是一种语言体系。跨界如果能做好的话，翻译就要就做得非常好，能够使得更多的人跨界，更多的人去互相吸引。

现场嘉宾4：我也是一个做公益的，以前也在企业里面做过，现在全部时间做公益，是上海热爱家园的。我非常认同英特尔总裁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社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我们大家是一个分工关系。在中国，以前政府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了，现在随着社会逐步的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丰富 ，政府，企业，公益机构，大家是一个分工合作，协力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时候。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NGO组织，每一个群体都有他的不足。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慢慢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这个体系不是同步成长的，这不是存在谁强谁弱，大 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不去要求别人做多强做好，首先问，我尽责任了没有？自己尽责任了就OK了。现在挣钱了，你钱是哪儿来的？实际上还是有剩余价值的，应该回 报社会，向美国的大慈善家们学习，回报社会，而不是去修祖坟。这里面更多的是应该想到自己的责任，不要去把眼睛盯着别人。

Ian Robinson（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总监）：

我想做点评论。我认为需要一些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不要是一种捐赠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发展一些伙伴关系来帮助慈善发展。对于双方的合作伙 伴，他们从这个合作伙伴关系中能得到什么利益，这必须要搞清楚。比如说，企业家，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慈善机构能够得到什么？第三部门事实上是和公司结成伙伴，通过合作 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能力。对于这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要清楚这样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如何产生效益，如何增强双方的利益。但是合作伙伴关系也存在风险，在结成这 样的合作伙伴之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和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关系能给双方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修远基金会理事长）：我也挑战一下东华。我们俩是同行，我们俩对企业界都蛮熟悉的。我觉得目前 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确实应该注意效率问题。

第一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发育出了一个市场社会，产生了千千万万企业的主体，使得社会真正从所谓大一统的国家形态 向多元形态转变的阶段出现了。未来三十年，我认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任务是发育社会，不光是市场社会，还有公民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些社会问题，目前没有解决的办法，比如环境问题，所以花在很多公益领域的钱一定可能是浪费掉的；但是，必须花，就像我们在500年前，在中世纪的时候，面对 结核等这些疾病的时候，投入的多少科研经费是看不到结果的；可是这是人类存在的问题，必须花掉这些钱，有多少失败才有可能产生最后的成功。所以我认为尽管效率是很重要的一个尺度，但是不能单纯以效率来评价、来衡量公益发展。

杨钟仁：其实大家都认同，NGO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的重要角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问题是怎样帮助NGO的发展。过去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可以给今天的NGO领域借鉴的？同时从政策上面应该怎么样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就好象中国政府30年来营造了一个让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一样，现在我们怎么营造一个环境，让社会组织在未来可以更蓬勃的发展。

Ian Robinson：

我认为我确实没有资格来对中国人提意见:他们应该怎样营造政策环境来支持NGO的发展;但是中国在过去是从西方学到了很多市场发育的方式，我希望中国现在也可以从西方学到一些公益事业发展的方法。这方面英国政府是支持 了第三部门的发展，过去30年中都是不遗余力支持，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和项目提供支持。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对公益的发展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杨团：对于刘东华的两个观点我全都不同意。第一个，如果按他所说的，跨界人士必须在自己的界别里站稳，包括他在行业中的领军地 位和所谓对结果负责，我可以算一个。我在社会政策学界确实是属于领军人物。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话本身，虽然不无道理，但是这个话讲起来有点霸气。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这 么多人，我们有很多的是初进NGO的，有的是两三年的，有的时间长一点的，比如我，可能十几年了。但是每个人是不是在他的界上站得稳？不一定。这是一个行走的过程。但是没有站稳就不可以跨界，就不可以跟别人合作吗？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跨界。我讲跨界的时候，我们大家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跨界和沟通的意愿，愿意和别人来进行跨界这个方面的讨论，应该就是很好的，应 该就是允许的，应该就是得到支持的。我觉得这是符合“新公益因你而动”的主题的。

第二个，关于企业家，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在用钱这方面，谁用得最好？反正NGO用不好，还是我们企业用得好吗？这个问题，用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比如说有一个企业 家背了一麻袋的钱，两年了，就去给老百姓见一个发一个，这个是没有效率的。有的人可能会重复领多少遍你知道吗？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我可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说，你 这个话起码在这点上是绝对站不住的。我刚才举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

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成长，中国的NGO的组织，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白走这几步。我赞成杨（钟仁）总的话，我赞成企业可以独立组织你的非公募基金会：你去 尝试一下，基金会怎么做，怎么把钱用好，你就知道他的困难了。同时NGO组织，确实要认认真真学习企业的特别是社会企业的商业模式。

刘东华：谢谢杨（团）教授。我们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家对企业和企业家的逻辑非常非常不了解。我有一句话，真正了不起的企业家，都是带着一群孩子赶路的母亲。不然的话不配叫企业家。我想用提问题的方式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投身公益慈善的朋友，有多少愿意用命来做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是专业能力。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对专业重视远远不够，陈东升说过一句话：应该像对待宗教那样对待专业——这就是所谓专业精神。专业能力是个要命的事情，是一个需要用一辈子去积累的能力。

第三，对好的结果负责任的能力。我认为今天真正优秀的企业家，当然企业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但同时他有很多的钱愿意拿出来给那些有能 力对好的结果负责任的人和机构。他太难了，找这样的对象，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今天我们这群人是热心于、并且投身于公益慈善，并希望在这个方面有所创新的这样一个人群聚 集。如果我们有非常强的，非常好的专业能力，非常能够对好的结果负责任的那种能力，这个世界根本就不缺钱，早就不缺钱了，钱会大量向你集中；现在是钱找不到能够对他的 好结果负责任的人和机构。

现场嘉宾5：我回应一下杨团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她这个观点。我是陕西省妇女发展协会的秘书长。我们这个机构05年就成立了 ，三年前找我们的县委书记说，我不想做妇联主席了，我要干公益机构，我要帮助妇女发展。县委书记说，好多人都来找我当领导，要提拔，你要下去从事公益事业。

我从事我的公益机构以后，我帮助我们妇女发展，我确确实实几乎是拼了命在干。我每天走路，干什么事都在想：怎么样帮助更多的妇女提高她们的经济收入。尽管只有5年多的时间，机构发展还是很快，我们帮助的妇女命运改变也很快。我们做的小额贷款，还款率是100%，刘（东华）老师讲很难发现用钱用得有效率的组织，我觉得是你没有找到。我欢迎你到我们陕西省妇女协会去考察！

现场嘉宾6：我做过企业，现在做社会扶贫。咱们探讨跨界，我觉得今天在座的人基本都跨界了。跨界这个问题提出了，就说明我们跨界 跨得不好。新公益目前需要解决的就是理念问题。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新的理念？企业有企业理念，政府有政府的理念，社会组织有社会组织的理念。现在我觉得友成提出来了。现在需要一个新公益理念，这个是跨界的最根本的条件。如果理念的不统一，没有一个新的理念，任何一种跨界还是混乱的，最 后形成不了一个社会带有主流性的公益理念。我觉得友成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把新的公益理念推动起来，成为我们今后社会的主流思想。

嘉宾总结呈辞：

杨 团：新公益因你而动。我们这个论坛的250名参与者，以此为理念，在今后的实践当中，真正把新公益理念贯彻到行动中。

Ian Robinson：我想在中国，新公益思想需要有可持续性，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实现新的慈善理想。

杨钟仁：希望通过友成搭建的平台，跟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们共同探讨什么是新公益，什么是帮助中国的第三部门茁壮成长、持续发展 的新公益模式。

新公益需要有科学发展观，要用办企业的精神，汇聚大家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需要政府的政策上面的扶持。

刘东华：我一直提倡做好人，有一句话我说了好多年了：我们要做勤奋的好人，专业的好人，智慧的好人，强大的好人，成功的好人。

杨平：当年企业家做生意，很多人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很多公益从业者是有理想、有理念的，到这个圈子来寻求发展，值得鼓励。我 们需要专业化，做到位，做出效率，才能真正跨界。

主持人甘东宇总结: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今天我们是以“新公益”为主题，我们强调的是：跨界、合作、创新；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界别里面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打破这样的藩篱， 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在更大的体系里去完整看待跨界合作。我们每一个部门要看到在整个的社会发展当中自己的角色和自己的作用是什么？找到自己的作用就能够找到合作的基础。

友成所倡导的公益组织，或者是社会组织，在这个整体的体系里，他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用一句古语来说，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起到一个社会公正和正义砝码的作用。越是社会的天平偏向任何一方而阻碍发展的时候，越是社会组织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我们希望推动企业、政府和公民组织，社会组织，在整个社会发展链条里面，各自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能在一个大的平台上拉起手来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我们希望这样的话题在今天不是一个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王平理事长总结：

解决问题 弥补缺失 培育生态——这就是友成的使命

友成今天之所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就是为了解决东华先生和大批的草根组织之间合作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公益的整个生态系统中，我们目前需要的是上下游的合作，我们缺的是平台，缺的是上下游的链接。我们上游有很多的资源、很多的资金、很多的爱心，我们下游有很多愿意做事的这些基层的， 草根的、忘我奉献的朋友们。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能力建设，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搭建两者相结合的平台。我们中国今天的公益之所以不能发展的原因，正是缺少这个平台。而弥补这个缺失、链接公益生态链的上下游，这就是友成的使命。

我们友成把自己的使命分解为两部分：第一，发现和支持新公益的领袖，就是你们在座的这些人，你们未来就是新公益的领袖，我们要发现和支持你们。第二，为了发现 支持你们，我们要建立一个跨界合作的网络平台。我们今天的新公益嘉年华就是想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有资源的企业能够找到你们，找到能干的，有未来的新公益领 袖素质的社会企业家，来支持你们，让你们也能够找到他们——希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企业家，让他们的资源找到行善的渠道。

其实企业家他们最大的优势是做市场、做企业，而不一定是做公益。我认为我们做公益的人有我们自己的专业——术业有专攻。相信随着我们专业化的建设和能力的提升 ，企业会愿意把钱捐给你，让你来实施他的公益理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缺的只是平台。

友成愿意给大家搭建这样的平台！期待大家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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