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关于企业及企业社会价值的主张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各界对于企业社会价值的理解已经不再局限于感性认识，更呼吁可量化的指标。那么，如何理解企业社会价值？企业社会价值如何来衡量？走向国际的企业又如何做好社会价值投资？

对于这些问题，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早就有过深刻的洞察和思考。为此，小编摘录了基金会2017年编撰的《从洞见到创新——友成基金会的灵魂与实践》一书中——王平理事长关于企业及企业社会价值的主张，以飨读者。

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本土企业这个群落逐步从野蛮生长过渡到规范生长、规模生长。

近年来随着CSR、企业公民等概念的兴起和日渐深入人心，我们又见证了中国的企业群体在向智慧生长的更高境界迈进，所谓智慧生长是基于东方文化中的有你方有我的感恩心态和企业个体与整体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远见卓识。

上市公司是企业中优秀的群体，是社会生态当中的乔木，在成长过程中，它享受了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土壤中的肥料。上市公司往往优先占用着更多的资源份额，包括金融资源、人才资源和市场资源，特别是对于我国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还占有垄断资源。上市公司也是公众关注度最高的企业，因此，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应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率。

——王平理事长在A股上市公司责任报告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2009年11月5日

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观

● 资产负债表是工业文明的代表

工业文明背后的价值观过分夸大个人的价值，而未认识到社会的价值，而我们当然不能忽略社会价值。

人类社会本来是混沌的，发展到后来忽略人的价值，最后是放大个人的价值，无限地放大，并且形成一整套的规则、秩序、法律，特别是典型的代表就是资产负债表。

它是由资本的利益来决定，以股东和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为核心，而不顾忌到企业的外部性，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如果公司的衡量标准没有跟整个社会相关的价值、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文化的体现，仅仅从经济角度去看成败，而且由一个企业的成败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制度和人类的规范的话，发展到极致就能使我们看到，近一百年来所有的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乃至贸易甚至战争，最近民粹主义的一些运动。

其实就是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看到一个错误或固化的认知，体现成一个凝固的制度之后，尽管在这些危机后有国家的参与、法律的升级和各种制度的改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我们在衡量一个企业的成败的时候，只是用一个一成不变的、独大的、单一的盈利能力，那么利润就成了硬道理，其他都是软道理。

强调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是对工业文明过度发展的反思，是一种进步，但仍是底线思维；生态文明时代应倡导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创造。

目前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很多指标，例如ESG——环境、社会、治理都是软的，导向上不作恶就是好，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一个底线的思维，而且它是外部型压力型的，完全是在主营业务之外的额外的负担，成本中心，很多企业对这个是比较抵触的。如果我们不能把软的变成硬的，这个社会是不能改变的。

特别是现在，我们从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的角度看，科技本来是中性的，但是一旦赢家掌握了科技，它的发展、成长和放大就是加速度的，所以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不确定性加剧。

随着科技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技术、金融的精英阶层依靠现有的制度和科技的掌握能力、学习能力，就能把社会大众远远地甩在一边，这个社会就分裂成两个世界，现在所有的动荡不安与危机，其实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已经过时的制度上。

罗马俱乐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提出了增长的极限，但遗憾的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体制和机制标准，所以工业文明的航船依然滑行到现在。

我们可以揭示出这样的负面真相，但更要从正面来揭示出未来的社会是要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工业革命、现代化的时代。

● 如何衡量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

我们在选取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指标的时候，要把具有强驱动力，创新解决方案和强行动转化力的公司彰显出来，让社会认识他们，给他们更好的市场表现，这就是最大的激励，我们提出三A的评估原型，虽然是针对社会创新型企业，但是上市公司也可以以它为参考的。

我们考察企业的社会价值，是从其目标（aim）、方法（approach）和行动（action）三者合一来评估，不能只看他宣称自己是谁，宣称自己是干什么，也不能只看他是怎么干，我们还要看他做的事和他宣称是不是一致的，方法和目的是不是一致，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结果，以及持续性影响是不是一致，这是我们的评估方法。

● 社会价值不同于使用价值，是一种不可逆的正向的改变

社会价值是指个体和组织通过自身和自我实践活动，满足社会或他人物质的、精神的需要所作出的贡献。

当然不同的组织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创造和提供社会价值。企业的社会价值是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来为社会提供的正面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的三个方面的总和，在国际上认为这是社会价值，但我理解的社会价值在更大程度上是指它产生更长远的积极正向不可逆的改变，这叫社会价值。

可以和使用价值进行对比，比如说我今天改变了一些，我把钱也赚了，大家都买我的东西，但明天社会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这叫使用价值，不算社会价值。

对人的认知带来改变，对人的行为带来改变，对社会关系带来改变的东西，这种持久的东西才叫社会价值。

甚至有的东西你今天是赚到钱了，你今天给人的认知带来改变了，人的消费习惯带来改变，但是从长远来看，你的社会价值却可能是负面的，它带来了潜在对人类健康和心理的损害，即便成功的卖出去了，在市场上是成功了，经济效益是有，但社会价值包括心理上的，它也许是失败的，我们讲社会价值讲的是积极正向，长远不可逆的改变。

对于上市公司的社会价值衡量，更为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动性、解决方案的创新性，这也是社会价值投资或者想要获得长期回报的价值投资最应该关注的。

● 关于社会问题的三性：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

一个企业在使命层面首先要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驱动力，我们对此的衡量有三个维度：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

公共性指的是问题涉及的人群的比例和规模，公平性是问题涉及的人群的社会福利和权力与社会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紧迫性是指这两类问题造成的生命、环境、财产的影响和危害的程度。这些特性直接与市场规模和需求刚性相关。

——王平理事长在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价专家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7年3月16日

● 驱动力与创新力的关系

从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动性上看，我们要衡量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创意和目标，其驱动力是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生，只有这样才会调动所有的研发能力去创新模式，从0到1地解决社会问题，企业的价值就非常大。

所以社会价值的驱动力和创新力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不可能分开的，怎么样解决社会问题，去找到approach，一定会提高你解决社会问题的效率，能最大化的节约使用资源，这就是效率。

所以前者是公平，后者是效率，公平和效率绝对不是矛盾，义和利绝对不是矛盾的。越是具有使命感和驱动力的人越容易做创新的事情，越是没有使命感只想赚钱的人就是愿意做山寨的事情。 

作为天使投资他也愿意看到这个，因为他解决社会问题是从零到一的模式创新，有颠覆性，它的未来就是一片蓝海，所以它的商业价值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中国企业的集体影响力

中国企业在国内要强调社会价值，“走出去”更要做社会价值投资，因为这是我们中国集体的影响力——“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但同时也是企业行为和民间外交。

我们认为，“走出去”企业的立意要高、观念要新、治理要开放。何谓立意要高？大国战略+ 全球视野+ 社会目标+ 企业责任，这是中国的集体影响力。

我们应该把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结合起来，要有这样高度；今天大家都在谈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十七个议题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可能都要遭遇的，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而是要积极地回应这些挑战，在更大范围内创造社会价值、实现集体影响力。

所谓观念要新，这一点在座的各位都是专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打破零和思维，跳出底线思维，实现价值引领”。

前面提到，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掠夺和剥削，我们要履行社会责任，但也不能把社会责任当做底线被动地去履行——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战略规划，主动地把aim定位在回应社会问题上，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创造商机，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互相放大、互相映衬。

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只是做一个苟且赚钱的生意人，还是要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伟大企业家？所谓治理要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会与国外的NGO组织打交道，从以往经验来看，中国企业不太能够处理与这些NGO的关系，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五大挑战之一——利益相关方挑战。

国外NGO特别是抗议型组织，当企业行为与他们所代表的特定群体利益相冲突时，采取的方式往往比较激进，有人这样形容他们——面对民众像媒体、面对企业像警察、面对媒体像法官。加之国际环境复杂，这类组织也很容易为海外政治势力所利用，密松水电站就是一个例子。

但从历史来看，NGO的行动也直接推动了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为国际开发项目制定社区和环境的相关标准，所以我们也不能一概否认他们的作用，我们要了解他们，跟他们结盟。

我们建议，在顶层设计上要有社会目标意识，在治理结构上要有社会参与意识，在沟通机制上则要建立多方协商机制，比如联席会议机制，同时还要有预算支持。

——王平理事长在首届“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与负责任投资论坛上的演讲《社会价值投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投资新战略》 201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