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投资”、“三A三力价值评估标准体系”，可以说是友成基金会发展至今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和方法工具。一种新思想，从产生到被社会接受，必定要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十余年来，友成就是这样“非做不可”和“非我莫属”地坚持着。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为友成这么多年来的坚持和努力提供了最坚强的支持。本文简要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社会价值投资”“可持续发展金融”之间内在的逻辑。
本文是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创始主席王平女士在“首届大湾区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金融峰会”上发言的文字稿。实际致辞时略有取舍。与您分享，邀您共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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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社投盟创始主席 王平 女士
01.“中国式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成为当今世界使用频度最高的概念之一，为什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何谓“中国式现代化”？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概念和思想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现代化道路上的可持续问题。
我认为，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对中国近40年现代化实践的反思、对全球现代化模式的总结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基于传统的认知、沿用传统的模式来实现的现代化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全球性的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冲突和人们的精神失衡——是社会的不可持续；
传统发展模式对环境的破坏，导致在全球频繁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是环境的不可持续；
过度的脱实向虚导致经济的衰退——是经济的不可持续。
阻碍人类社会现代化可持续进程的正是“现代性”这个概念。所谓现代性，其实就是单一性，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增长主义、消费主义。科学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并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任何问题，表现为对科学的迷信和科学的形而上学；增长主义则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个人对资本增殖无限度的追求，国家对GDP的单一追求，都是增长主义的思维；而消费主义则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的代名词。可以说，人类当下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都是这类“离开社会谈价值，离开人文谈发展，离开可持续谈增长”的价值观导致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尤其具有深远的意义。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走出现代性困境，也就是说何以超越不可持续呢？二十大报告也给出了方向：这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理解，“人民”就是“社会”的政治学概念。如果我们翻开世界上所有现代政党的党章或政治主张，“人民”两个字都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大家都熟知的林肯的演说：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这足以证明“人民”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和社会发展目标。只不过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人民这个概念被资本这个单一性概念消解了。坚持人民性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对执政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坚守。
人民的才是可持续的。不能离开人的发展、人民的获得感谈增长。报告提出“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写照，也是社会价值创造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
社会的才是可持续的。在友成的定义里，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和“价值”两个词组成的，价值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即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共同的利益。它必须以实现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的。这个价值是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的，社会的人是价值创造的主体，也是价值实现的主体。
因此也可以说，“市场”是“社会”的经济学概念。社会的人构成了市场主体，市场选择机制需要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参与才能形成。近些年出现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未消费市场”、“下沉市场”的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只不过这些概念仅仅把社会大众看作促进增长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增长的目标就是为了社会大众，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
02.社会价值投资就是可持续发展金融
“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投资”“三A三力”是友成基金会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发和倡导的思想以及实践的工具。围绕这些概念产生出的思想、理论和工具，已经开始影响到了更多的人、组织和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会见航天科技人员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我发现这恰恰就是我们提出的三A三力，也就是Aim——目标理想驱动力， Approach——解决方案创新力，Action——行动效益转化力。
所谓目标理想驱动力，强调的是社会目标导向，以解决社会发展中公共性、公平性和紧迫性相关的人类社会需求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动因。其中公共性指的是社会问题或需求涉及的人群比例和规模；公平性是问题涉及人群的社会福利和权利与社会平均水平的相对关系；紧迫性是指问题造成的生命、环境、财产的影响和危害程度。
所谓解决方案的创新力，则是以创新的机制、路径和方法，通过制度、模式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提高达成目标的效率。
所谓行动效益转化力强调将使命转化为组织的目标，并将创新的解决方案转化为组织和团队的执行能力，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社会可持续进步的双重效益。
正是基于社会价值的基本思想以及上述这三个基本要素，友成基金会研发了多套分别针对社会创新型企业、公益组织、公益项目和政府的社会价值评估模型，并且开发了“三A三力”评估网络工具。社投盟对上市公司进行的社会价值评估和排名，就是在这个逻辑框架基础上进行的。
为什么要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价值评估呢？
首先，我们倡导传统的商业企业，将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从一种外部责任转化为一种内部使命。
其次，是引导投资者关注那些具有伟大使命的企业，使这些有远大使命的企业获得更好的溢价，让社会共同陪伴伟大企业的成长。
第三，企业是现代经济最主要的价值创造主体，而上市公司是企业部门皇冠上的明珠，通过长期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社会价值创造和企业价值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从而推动社会价值创造的全面发展。
社会价值投资是社会价值创造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决定性环节。这一点在座的各位并不难理解。社会价值投资不同于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种被动思维之上的责任投资，社会价值投资也不完全等同于其对象一般是小而美的社会企业的影响力投资。
我们提出：社会价值投资是一种价值投资的理念，不同于以往的价值投资，其价值的构成发生了改变。社会价值投资所青睐的企业，其社会价值创造是通过企业的经营活动来为社会提供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三个方面的正面效应的总和。企业的社会价值，不仅仅包括其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包括其对人的认知和行为带来积极正向的改变：比如对人的消费习惯带来改变，或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或有助于环境的改善。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促成可持续。我理解，这也正是可持续发展金融的目的所在。
我们倡导社会价值投资，就是提倡以社会价值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的价值引导，探索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的跨界合作、协同创新的投资模式，引领善良资本进行社会价值投资，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态系统。我想这也应该是可持续金融的一个重要命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3年，在深圳第十五届高交会上，友成基金会联合气候组织、绿色实验室倡导社会价值投资，这是社会价值投资这个概念的发端；
2014年，在深圳会展中心召开的“社会价值投资国际研讨会”上，我倡议筹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同时提出社会价值评估“三A三力”框架；
2016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友成基金会协同其他十几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
2017年，以“三A三力社会价值评估体系”为基础，社投盟开发出了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标准体系，并于同年推出《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社会价值义利99》报告，至今已经连续发布6年。
2019年，在马蔚华主席的推动下，仍以这个评估标准体系为基础，成功地推出了“ETF可持续发展100指数基金”，这标志着在中国有了社会价值投资的第一个基金产品，这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可持续发展金融史上早期的重要事件之一。
03.关于可持续发展金融的几点建议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场景中，深圳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就有了开创性的使命。对此，我有以下设想和建议，提出来供在座的，和关心深圳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的朋友批评和讨论。我能想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方向和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如何改变传统金融的底层逻辑，从仅仅关注金融资本的增殖，到关注包括社会学意义的社会资本、以及环境学意义上的环境资本，并且这种包括不是简单的纳入，而是有机的结合；
第二，如何改变价值判断和认定的标准，即如何建立包括三大传统报表变革在内的社会价值投资标准；
第三，是否应该用“企业社会价值报告”替代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我理解，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被动的概念，它反映的是社会对企业的底线要求，是社会加诸的外部要求，对企业来说像是一种成本付出，因此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内生的可持续的思维。而社会价值则是一种价值创造的思维，它包含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价值创造，这个价值创造过程完全是在企业的主营业务当中就应该实现的，它不是“先发展后治理”或者“先伤害后补偿”的思维——也就是说，用主动的社会价值创造思维来代替被动的责任补偿原则，让社会价值创造成为企业的内生性需求；
第四，如何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服务，因为中小企业更加具有社会性。和这个议题相伴的是如何开发出一套机制（包括标准）来认定那些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中小企业；这套机制所依赖的，有可能不仅是技术的力量，而且还有创新的社会网络的力量。
这四个方面涵盖了金融的底层逻辑、投资方的社会价值投资标准、企业端的社会价值创造思维、以及众多具有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的中小企业，这几乎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
这些想法由来已久，但在传统的思维中，这些议题似乎都是天方夜谭；而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的巨大的历史空间中，放在深圳这个具有创新传统的城市里，这些想法就有了水到渠成的感觉。
我还认为，虽然是“中国式现代化”，但其成功的经验对全球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正如当年的“深圳经验”，对全国的改革开放都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所以，我期待深圳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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