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展会聚焦] 王平：社会价值，我们共同的选择——“社会价值投资国际研讨会”精彩演讲之一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以“社会价值”为话题的会场，我们每一颗心都在激烈地跳动着，因为像这样一个以“社会价值”为话题的论坛，在全国可能是唯一的。我们可以看到谈论经济的话题比比皆是，非常热，而关于社会的话题相对还是比较冷的。感谢我们深圳市政府，深圳不仅是在关注发展的速度，更是在关注发展的方向。自从深圳举办了慈展会，这是第三届慈展会了，我们关于“社会”的话题在这里已经热起来了，我真的要表示祝贺！

我们今天的讨论是关于社会价值，是关于公共的价值，关于我们共同的福祉。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没有被广大社会成员共享的话，这样的发展又有什么值得一再探讨的呢？所以我们觉得要讨论全社会的福祉、全社会的利益，也就是社会价值，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应对时代的挑战。

寻找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我的两次重要的反思

也许有的朋友会好奇：我作为友成基金会的创始人，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个基金会？我们为什么要发起成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我个人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简单回顾一下：

我经历过在国家机关的工作，后来又到了投资银行，做过政策研究，又做过商业投资，也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现在，我自己寻找的是怎么样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像我们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通过实现个人价值来实现社会价值。请大家注意，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驱动力和发心，这关系到我们怎么样看待社会价值投资的驱动力。

成立基金会之前我有过两次重要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的结果就是走出对欧美模式的崇拜，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尊严。

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前几个月我去了美国读书，我是带着对美国的崇拜去的。在那个地方我经历了冒险的天堂和地狱。我在美国学会了开车，然后直接开到高速公路，那时候我在国内没有见过什么是高速，我在高速公路上企图掉头回去，沿着无尽的隔离带，直线开了一个多钟头开到另外一个城市，最后被警察引下高速路来。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经历，我把那部300美元买的二手车开翻了，出了车祸之后，几分钟之内，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迅速赶到我车边，还没有等到我明白过来，已经有消防队员把车锯开，把我抬到担架上，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医院。这一系列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非常感动，经过一系列体检之后发现什么毛病都没有，瞬间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医院的大堂。这个时候从被温暖的无微不至关怀的天堂堕入地狱一样，我手里拿着不菲的账单，突然想到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这样的经历可能每天都在美国发生着，这样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生命的绽放和生命的代价是结合在一起的，我随时有可能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为这样的一种危险而丧失生命。实际上速度、发展和个人价值是以这样的代价来实现的。这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反思的开始。

我们在座的有海归协会的，很多去过美国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社区的垃圾，里面居然能发现很多很值钱的东西：家具、电器、食品、包装等等，我去了以后很看不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们在这样一种欲望的城市，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产生这样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同时在我的祖国，我的同胞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让我觉得很痛心。

还有一种尊严就是文化的尊严。我周末去到教堂的时候，神甫会讲到“塞翁失马”的故事，“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曾经对中国的文化很自卑很不屑、崇洋媚外，这时候意外感觉到西方人开始向中国看了，连我也突然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了。这是我对中国文化反思的开始。我开始思考“发展的两难”和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而在欧洲工作的经历，让我体验到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福利和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但是悠闲考究的上流社会不是忙着工作而是有太多的别墅需要照顾，他们要开太多的PARTY，他们依然寻找生活的意义。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某国际大投行欧洲区的总裁，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整天想自杀。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富裕、他们美丽的国度和他们的抑郁和无意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90年代初听到了中国威胁论，他们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如果中国人像我们一样有汽车、有彩电、冰箱、有别墅的话，世界的资源如何承载？我无法反唇相讥，但这却更进一步引发了我对欧美发展模式的反思。我开始思考“什么是美好社会”。

欧美的经历让我走出了对欧美模式的崇拜。我问自己：欧美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他们在工业化初期靠扩张、靠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获得发展的积累，然而这种发展方式能够在全球复制吗？环境的代价我们付得起吗？值得支付这样的代价吗？这是我很多年前的思考。

我第二次的反思是：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的发展超常的快，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互联网技术和新技术革命之后，更多的选择，纷至沓来的诱惑，还伴随着更大的危机，比如说经济停滞。而在停滞的经济和生产过剩当中，我们发现还存在着贫困，我们看到环境的污染，我们看到暴力、恐怖和战争，我仍然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要不断地向外攫取，还是回归我们的初心？

再看中国：我们改革开放了30年，在生活上我们取得了和欧美一样的生活水准，在我们城市的建筑上、在我们的最富有的人群的收入方面，如果不算人均、不算农村，我们甚至超过了美国、超过了纽约、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有了这样的物质条件，有了房子、车子，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学会了美国的高消费却没有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学会了追求欧洲人的慵懒，却没有欧洲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系统；而且我们还丢掉了什么呢？我们丢掉了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我们富裕了的中国人以及没有富裕的中国人还在努力干什么？都在抱怨，所有的阶层没有一个不抱怨的，没有一个不在抱怨环境，抱怨我们的医疗、我们的食品安全、我们的养老以及我们的社会风气，很多人有无价值感、无幸福感、无道德感、无意义感。经济发展带来了我们要的那些东西吗？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危机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公平正义道德和良心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社会价值，没有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我们的个人价值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比如说良好的环境、安全的保障，像每次出差的时候在机场被反复地安检，这么大的成本是怎么来的？没有信任感，没有安全感，这难道是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吗？

离开社会价值，发展带来的不是我们的幸福，相反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不断地问自己：一百多年来我们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六十多年前我们建立新中国为了什么？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增长吗？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社会？

古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人尽其力、货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个追求过时了吗？我们现在有现代社会的美好追求，我们追求的是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价值；我们追求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文化昌盛，以及环境生态的美好，这是我们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创立了友成基金会。友成的名字简写是“YouChange”（你来改变），我们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而改变，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更幸福。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第三个三十年“社会价值”是硬道理

我们中国向着美好社会的改变，从1949年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我觉得三个阶段是都是必要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为美好社会打下了政治的基础，我们民族独立了，虽然我们比较偏重公平，我们忽略了效率，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政治上的独立是硬道理。在第二个三十年我们改革开放，偏重于效率而忽略了公平，但是我们打下了一个经济的基础，在这个三十年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三十年，这第三个三十年我认为我们的公平和效率应该结合起来，我们要回归到“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我认为我们的硬道理不再是“发展”，应该是“社会价值”。

我们倡导用社会价值引领发展模式，也就是说社会价值是硬道理。

我们所说的社会价值强调的是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共同的利益，要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国民，否则这个改革开放和发展失去了公平性和合法性。我们个人价值的实现，不是通过撕裂社会价值和肢解社会利益而实现，而是通过实现社会价值来成就的。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个体价值在实现公共利益和社会价值上得到更大的彰显。

我们倡导社会价值引领发展模式。

我们的政府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理论就会失去彻底性，就会沦为喊口号，说得不清楚、不彻底，我们的口号和概念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期待，但是梦想和现实会形成巨大的反差；

如果我们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如果我们的制度缺乏系统性的设计，我们就会把市场经济简单地解释为简政放权，不是机会平等、民主法治——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社会治理就会沦为行政命令和运动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选择，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就是单一的量化指标，经济用量来衡量，甚至我们的公益也用捐款的量来衡量，用盖了多少学校的量来衡量，而不是用社会价值和对社会形成的长远而积极正向的改变来衡量。这样一些缺失都是因为我们缺乏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价值的选择和导向。我们应该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建设。

我们倡导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

我们提倡社会价值投资就是资本驱动力的转型升级，我们的资本不再以狭隘的利益驱动，不再用恐惧（害怕失去）和贪婪（渴望更多）来驱动我们的企业、驱动我们的投资，我们应该是用社会价值来驱动我们的投资、驱动我们的企业创业。

如果我们一出门就呼吸着雾霾的空气，如果我们吃饭还担心自己的食品安全，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沉浸在网络游戏当中而荒废了学业，如果我们的投资人都在为这些经济的泡沫添砖加瓦，这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发展，我们的这些创业能创造美好的社会吗？我们要用社会价值引领商业价值，如果离开了社会价值的选择，我们所谓的“财富”和“成功”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并且充满了罪恶。

如果投资不是社会价值引领，我们就不是投资的天使而是投资的魔鬼，谁说投资一定会创造社会价值呢？如果投资不是社会价值导向，你可能资助、投入的是一个对社会长远发展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这样的警醒和怀疑，我们要反思：我们的投资是在创造美好的社会吗？

搭建社会价值投资平台，打通社会价值链——友成倡导的“社会价值投资”

我们提倡社会价值投资为什么是可行的？

社会价值投资除了价值的感召还有商业的感召，我们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我们不仅有商业价值的洼地，我们还有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共同的洼地，巨大的价值洼地有待我们去开发，这是一个商业的蓝海。因为我们的信息还不够透明，我们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够对称，有很多非常有理想的、有能力的青年在进行社会创新的创业，我们不能发现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非常愿意帮助那些有理想却没有资源、有能力但缺乏资金的人，让他们得到支持。还有金字塔底层的商机，这些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这就是我们未来投资的双重价值洼地。

谁来投？

我们社会价值投资者应该是具有社会情怀、有远见卓识，有大爱、大智、大勇、大舍、大得的，这些是来自政府、企业、社会财务资本和智力资本的投资者。我们认为投资的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智力。我们商业的咨询机构，他们有很多也成为我们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发起人。

社会价值投资者是投资界的艺术家，因为一般的投资银行在找项目的时候，他们是用简单的一种商业化流程和利润标尺在判断一个企业该不该投资；而我们真正的社会创新的投资者、我们的社会价值投资者，是认真地用社会情怀和商业理性，甚至用无法描述的对创造美好未来趋势的直觉去发现值得我们投入的那些社会创新家，所以说他们是我们投资界的艺术家。

投什么？

我们投的是教育领域、医疗领域、环境、养老、公共安全，尤其是要优先支持为上述领域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些企业。我们投资的对象是创新的创业者，他们具有理想的力量，具有制度和工具变革的力量，是具有行动力量的一些人，我们用“3A”的原则（3A是Aim，Approach和Action的首字母简称，具体而言，即Aim是指社会理想的驱动力，Approach是指解决方案的创新力，Action是指实现目标的行动力（Action）。我们认为任何社会创新都应该是三者的有机统一）——我们研发这样一些投资标准去发现投资的标的。

我们不仅倡导我们的投资用社会价值投资，我们还要倡导社会部门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的基金会要把我们的资金用来不仅仅是做一些慈善，而是要舍我其谁地承担起社会创新的实验和研发的职责和使命。做慈善我们看到就是帮助弱势群体，救危救难、救急救困，它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爱心，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自我存在价值的彰显。它的议题选择不一定具有特别的公共意义，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比较单一——以单向的捐钱捐物为主。它的社会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一点，因为“慈善”行为缓解了一部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它可能改变一个人，但改变不了一个弱势群体或者社会格局，触及不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可能产生一种社会机制的变革，不可能大范围推动整个社会公正、公平和进步。

如果我们用这样公益的、有组织性、专业性的办法去做，我们的议题更具公共性，我们的专业性和组织化更强，我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就更多。如果我们用社会创新的办法，发现那些没有被满足的深层次的社会需求，和未被利用的资源，通过资源要素的重组和优化配置，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系统性的，是创新性的，是有商业模式的，而我们的议题是天下为公的，是更具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我们创造的价值就会更大，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价值的创造力，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友成要做社会价值的倡导者、孵化者和平台的搭建者，YouChange就是为社会创新的尝试者提供天使资助，让每个你都成为社会改变者。

以往七年以来，我们用1.58亿资助了150多个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包括深圳的残友也是曾经被我们发现和支持过的。作为一个支持社会创新的公益基金会，我们相当于硅谷早期投资人的3F（3F是指Family， Friends和Fool）之外的第四个F——Foundation，我们用公益性支持把社会创新创业者在最早期缺乏资金的空白点弥补上，好让我们的商业投资者能够承接他们未来的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成长，我们完成这样的一条社会价值链。

我们倡导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就是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社会价值是我们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共同选择。

非常感谢大家到这个研讨会来支持我们的社会价值投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