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基金会在社会价值投资不同阶段的不同方法

      • 通过社会价值投资促进核心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实现

      • 基金会如何通过捐赠降低社会价值投资的风险

      • 社会价值投资的机遇：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可否具体化？

      • 下一代公益：基金会的战略是如何变化的？

主持人:

      Gayle Peterson  牛津大学牛津社会价值投资计划项目主任，Saïd商学院副院长

嘉宾:

      王平  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John Balbach  麦克阿瑟基金会项目主任

      Christine Looney  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投资主任

Gayle Peterson：

      王平女士，您十年前就进入公益慈善领域成立了友成基金会，筹集大量资金用于“新公益”，包括友成在创业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重要资源。您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中国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友成打造的支持社会创新的平台又是怎样的？请您分享一下。

王平：

      谢谢Galye！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今天的讨论，分享中国的做法。

      首先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我所代表的友成基金会。十年前，我与多名商界领袖、学术精英共同成立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英文名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

      至今，友成共支出约四千万美金，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建造社会创新的生态系统：

      1.倡导。我们翻译书籍、组织研讨、提供培训，是最早在中国倡导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基金会之一。2016年，我们与国家级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撰写了《中国社会价值投资报告》，这是国内第一份系统阐释中国社会价值投资特点和状况的研究报告。

      2.社会领域的“天使投资”。我们从初创的社会企业和NGO中发展领袖型人才（change makers），为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十年来，我们共支持了超过170家社会企业和组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获得了其他机构的“跟投”，并成长为行业内的翘楚。

      3.孵化。我们寻找正确的合作伙伴，与他们共同制定目标和战略，并提供包括种子基金在内的其他资源，用“陪伴式”的方式在九年内孵化了16个社会创新项目——他们最终都成为价值链上的重要环节。

      友成最显著的孵化成果之一就是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hina Alliance of Social Value Investment,CASVI）的成立。为动员更多的商业力量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我们与来自投资、金融、商业、学术、公益等领域的50余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社投盟，这个多元、纵横跨界的平台，将小到草根组织、大到国际机构包罗其中，有效对接社会价值投资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社投盟是中国首家合法注册的联盟类社会价值投资推动机构，同时具有国际化的特性——Calvert Foundation 创始人Wayne Silby先生、UN Social Impact Fund（UNSIF）全球负责人David Galipeau先生都是社投盟的理事，一些国际专家也在社投盟战略委员会中担任委员。

      社投盟的主要职责有一下三部分：

      1、资金：创立社会价值投资资金库

      首先，我们鼓励主流商业投资人签署“不作恶”的荣誉准则，在投资实践中不投“负面清单”中的项目和企业；其次，我们通过模型设计，LPs转介等方式帮助中国具有社会价值的商业投资基金（如“青云创投”），建立“社会价值伞基金”。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欢迎与国际性的基金会、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以期在中国探索出不同的模式。

      2、渠道：建立社会价值投资项目池

      我们与全国性及地方性商业协会合作，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组织项目路演、论坛、竞赛等活动，为社会企业/社会创新型企业对接潜在投资人和政策制定者。在这方面，我们期待国际性的基金会与中介机构的参与。

      3、评估：开发社会价值量化评估工具

      我们自主研发了三A（Aim, Approach, Action）社会价值评估网络平台，为企业/投资的战略、模式、结果以及最重要的三个A之间的一致性进行评分。在这方面，我们正与UNSIF进行合作，同时也欢迎IRIS、B Corp以及其他社会价值评估机构的加入。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与社投盟秘书长白虹女士、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女士联系，她们就在这个会场上。

      如果您对社会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感兴趣，请联系友成和社投盟，我们将会是您在中国的联络窗口和坚实的合作伙伴！谢谢！

Q&A

Q1：《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及新《慈善法》的颁布对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王平：

      今年，中国出台了《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大家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社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已有大约30万家NGO组织和5000家基金会；而政府在社会组织的管理方面缺乏经验、规制和能力。在此背景下出台的相关法律，无论对于境外NGO，还是国内社会组织，都是一种规范和梳理——条文中不仅有对行为的规范，也有相关的激励。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是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也是中国公益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这是一件好事，是一次进步；对公益慈善未来的发展有何影响，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Q2：基金会如何通过信息分享来倡导建立社会价值投资的合作生态？

王平：

      得益于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慈善捐赠逐年增长，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做慈善家——如捐钱给贫困地区建学校。对于他们来说，Impact Investment是一个新概念。一方面，因为捐钱更容易理解和操作，大额的捐赠也更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另一方面，多数富人仍执着于高投资回报率，当与他们沟通“社会价值投资”时，他们会说，“只要能给我带来高回报，我是会投的”。

     所以说，我们仍在努力，投资人教育还需要一个过程。

Q3：基金会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社会价值投资正在兴起，处于上升阶段，未来社会价值投资产生的影响力将超过基金会，作为基金会，如何看待基金会的空间和角色？

王平：

      中国的国情有其独特之处，政府的力量很强大也很有效。中国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投资来支持当地的发展，我们有政府的软性贷款，还通过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政府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友成在倡导时，更多地希望去影响私人部门。我们的做法是“以捐代投 以投返捐”：“以捐代投”主要针对那些尚未引起商业投资人注意的初创企业，在商业天使投资进入之前，公益基金会以“捐赠”的方式扶持他们成长，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以投返捐”则当企业获得商业投资后，企业和商业的投资机构则反过来捐赠一部分利润到公益基金会，这部分资金将用于下一个处于种子期的社会创新型企业的扶持。

John Balbach：

      对于所有基金会的工作和他们的做法我不能断言，但我可以说，我们是在非常务实地解决问题。我们所有的董事都说，高社会价值的投资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正处在一条高的轨道上，但仍然需要更多耐心、灵活、宽容的资本让高社会价值的项目生存下来。

Christine Looney：

      为了达到更加高效和透明的治理，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内部持有他们的所有资产，这是我看到的转变，并仍将继续。未来五到十年，在有影响力的倡导方面，公益慈善的重要作用将得到持续的发挥；但仍然需要各个行业的关键召集人和支持者继续支持社会价值投资。所以，我认为这是公益慈善的机遇。我认为，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类型的资本进入，基金会应该为其早期发展提供资金，这样将降低后期的风险，也将助力其发展至下一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