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1850年，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发表了一部对后世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起到奠基作用的小册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在书中，他通过例子分析了经济决策中经常存在的谬误，即我们通常只是看见经济现象的表面，而在“看得见”背后的“看不见的”，才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在公益领域也常常如此。
本文思考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平常经常遇到但却经常被忽视的。疫情时期或许为我们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场景和时机。疫情带来的生命的消失和社会的失序，都正是慈善和公益最为关切的问题，也可以从中看出慈善和公益起源的端倪。其次，疫情或灾难期，是公益组织表现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做法最创新的时刻，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公益的本质。
从公益在抗击疫情中的各种行为中，我们有所发现，也“看见”了结论。虽然公益的作用和变化不如科学那么明显，但其变化将是长远的，有些变化甚至是基石性的，而公益部门的真正价值是加强和促进社会连接，增进社会信任，如果说政府用公权力保障社会稳定、市场提供生活所需，那么公益就是社会有机连接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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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问学生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
学生们答鱼钩、石器、火、直立行走。
玛格丽特举起一幅图片说：“是这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
面对迷惑不解的学生，她意味深长地说：
肱骨折断在原始社会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这样原始人就无法逃跑、喝水或狩猎，很快成为四处游荡的野兽口中的猎物。
而愈合的肱骨则表明有同伴花了很长时间来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
而在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真正的起点!
被哈耶克称作政治经济评论天才的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在1850年发表了一部对后世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起到奠基作用的小册子《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在书中，巴斯夏通过一个个例子分析了经济决策中经常存在的谬误，即我们通常只是看见经济现象的表面，而在“看得见”背后的“看不见的”，才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在公益领域也常常如此。由于没有看到一个经济现象背后的因素，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错误的经济政策；由于没有看到公益后面的因素和影响力，就有可能导致公益价值的低估。
本文思考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经常遇到但却经常被忽视的。疫情时期或许为我们思考和观察这些问题提供了更好的场景和时机。疫情带来的生命的消失和社会的失序，都正是慈善和公益最为关切的问题，也可以从中端倪慈善和公益的起源。其次，疫情或灾难期，是公益组织表现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做法最创新的时刻，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公益的本质。
本次突如其来并席卷全球的疫情，至少会给科学和公益的进步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到目前为止的疫苗研究、病毒溯源、药物研究以及医疗检测设备的研发已经证明科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和即将产生的明显变化。公益的作用和变化虽然不如这么明显，但其变化将是长远的，有些变化甚至是基石性的。或者，我们还可以大胆地预测，未来的公益会越来越专业，而未来的科技会越来越公益，直至最终完全合二为一，汇入人类未来文明的海洋。
在通常的的认知中，公益总是给人留下两个印象：其一，公益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换言之公益是一种拾遗补缺；其二，公益主要体现在扶贫济困，起到了损有余以补不足的作用。但无论是从外部还是内部来观察和评价公益，我们总是只看到公益行为所产生的直接结果，而忽视了公益行为的溢出也许是更本质的社会效应；在思考公益原理的时候，又难免总是过分关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在慈善和公益形态变化中的不同之处，而忽视了慈善和公益的普遍共性。事实上，这些被忽视掉的视角或思考，如果不是导致了一些资源的不必要的损耗，就是遮蔽了公益在社会生活中应该产生的实际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价值损耗。从公益在抗击疫情中的各种行为，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发现：
2008年5月12日地震之后，当尚在一片废墟中恐惧颤栗的人，看到第一支志愿者组成的救援团进入灾区的时候，给受难者带来最大的帮助是信心，是相信生命的温暖和生命之间连接力量。在本次抗疫过程中，许多像汪勇一样的志愿者，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参与到递送物资、社区服务以及护送医务人员的活动中，表面上，他们是完成了一次次具体的任务，但这些行为之后却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那就是建立了社会连接，建立了社会信任和信心，让所有在困难中的人们相信，他们并不孤单。
▲ 汪勇
无论是和政府还是企业相比，公益组织表面可以产生的直接效果非常有限，但其产生的涟漪效果却是政府和企业无法相比。如果说，国家存在的责任是保障国家的完整和国民的安全，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财富，那么公益和慈善存在的真正价值为社会建立连接，为社会提供信任和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公益组织的行为非但没有促进信任和信心反而引起质疑和争议的时候，不仅给公益行业带来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给整个社会的信任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公益机构总是有较高的要求，这些较高的要求并不全部是“道德绑架”，而是公益机构本身的性质使然。本次疫情中出现的人们对武汉红会的质疑，就反映了这个本质。这也是为什么公益组织对自己行为有很高的要求，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社会对公益组织有几乎苛刻的标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如果说政府做事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企业做事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公益则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做正确的事。因为，建立社会信任和信心是公益的实质，也是公益组织的生命。
公益的公共性是区分传统慈善和现代公益的重要指标之一。和传统慈善不同，公益的公共性要求一个公益项目应该以解决公共社会问题为目标，并且项目捐赠人和项目受益人之间必须不存在特定关系。公益公共性这一点已经不仅是共识，并且也已经成为政策制度。但现代公益区分传统慈善的还有一点却常常被忽视，这就是公益的社会性。传统慈善可能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常常宣扬“做好事不留名”的道德观，但现代公益的另一个使命是公益倡导，希望更多的人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给更多的人创造参与公益的机会，换言之，实现每个公民公益的权利。如何实现这样的社会性呢？其一是各种方式的公益倡导，但更重要的是在公益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卷入社会各方的参与。在参与中，社会的连接和共识得到加强。
全湖北最大一笔2321台制氧机的捐赠，是20个银杏伙伴用20天时间完成的。在分享和总结经验时，银杏秘书长林红指出：“正是因为我们平时就像蚯蚓一样，穿行在整个社会的机理当中，所以当我们需要连通各个节点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群策群力。”她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创造机会，让微软以及IT行业志愿者们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尤其是帮助提升公益慈善领域的信息化状况。”
博能基金会发起的“京鄂 i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也是一次这样的社会动员项目，从1月底最初发起到2020年3月底，共有1953名志愿者参与行动，包括社工师、心理咨询师、医师护理等在内的1889名专业志愿者以及高校教授、研究员、心理学专家、社会学专家。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承担着政社协作、政策和信息流、人流、技术流和知识流的角色，凝聚了社会各界的专业志愿力量，开展专业志愿服务，为新冠疫情下影响的人们提供志愿援助，达到了良好的效益产出。
所以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在考量公共性的同时，也要考量其实施方法的社会性，要坚持用社会性的方法来做具有公共性的事情。让处在苦难中的人得到帮助是一种公益，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到帮助他人的行动中，才是良善社会的保证。
人们总是常常赞叹在各种灾害中公益机构的快速反应能力，但却没有看见这快速反应能力背后的组织即兴能力，更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即兴”的能力，其实取决于一个组织长期的在文化、知识和能力上的积累。
组织即兴是组织行为创新的概念。其思想来源于对爵士乐表演的观察。爵士演出不是依据已经谱好的曲目进行演奏，而是在演奏中不同的演奏者根据定好的主题进行即兴发挥，演奏过程即创作过程。“爵士乐队的即兴表演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是高水平的组织协作、信任、欣赏与互动”（《难得的组织即兴》）。研究发现，组织即兴经常发生在那些具有特别明确使命以及文化特征、具有足够组织弹性、强调信息共享以及注重相互欣赏、相互协作的组织。
疫情为公益组织提供了这样一个“即兴”的机会。在“友成抗疫联合行动”中，友成临阵组建的项目小组也堪称组织即兴的最佳实践：项目发起的时刻也是项目小组组建的时刻，并没有经过事前的规划、组织动员，一开始被大致分成筹款组、物资分配组、信息披露组、支持组。各组之间有大致的分工，却没有严格的界限，遇到困难，总是不约而同地互相支援，演奏了一曲有主题却没有乐谱的的即兴之作。志愿者王军在零零壹志愿救援队中负责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医院的物资需求信息，在收集信息过程中，他发现获得医院准确信息的前提是获得医院的信任，而获得信任的最好方式是联络到在当地医疗体系有影响力的人，于是他独自开发了“超级联络人”体系，每个地方找一个超级联络人，由王军和他们保持单线联系。王军的这种发现和主动应变，就是高效的组织即兴—组织对于他的信任和欣赏是重要的因素。
组织即兴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组织常态，而只是符合上述特征的组织在特殊时刻的即兴发挥，表现了组织在不确定时代中“随机应变”的能力。在未来已来的乌卡时代，组织即兴将是对公益组织一种必要的能力。
在大部分人看来，在每一次救灾的过程中，公益组织表现出的积极性是毫无疑问的，并且也有不少人认为，公益只需要一颗热情的心。
1月23日，杨团老师应邀参与了“京鄂iWill志愿联合行动网络”，身为社会政策以及长期在社区前沿实践的学者，她敏感地意识到，武汉防控的关键在社区，社区是医院的上游，上游发洪水，下游就会被冲垮，于是，iWill专家组通过建议，形成了“三群联动”和“三师联动”，所谓三师就是社工师、心理咨询师和医师，所谓三群就是居民群、疑似群和高度疑似群。从1月23日至4月2日，累计服务量就达到19万人次。
▲ 杨团老师在CC讲坛讲述抗疫故事
在抗疫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专业能力已经并将越来越成为公益组织的核心能力，在未来，仅仅有公益的愿望已经不足以成就公益，这至少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其一，公益已经越来越从解决某些社会现象转变为解决导致现象产生的问题，例如杨团老师发现的可能导致的医疗资源的挤兑的原因，就是极其关键的专业判断，并且这种专业判断并不是书本上可以获得的，往往需要知识和经验以及跨学科之间的融合，特别是在极其复杂及瞬息万变的场景下，这种专业能力就显得更加珍贵；其二，如同盖茨基金会所做的那样，未来公益组织将主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一个是解决现存的顽劣问题，一个是构想和设计未来的美好社会，如论是哪个方向，都需要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公益起源的讨论，而且讨论又总是经常性地陷于中西异同的分析和争论之中。
顺丰速运武汉分公司快递员汪勇的故事已经耳熟能详。汪勇和他组织起来的志愿者团队，急前线医护人员之所急，不畏艰险、挺身而出，自发行动、深入一线，帮助医护人员解难题、化烦忧。汪勇带领的志愿者司机团队，自大年三十始一直义务接送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上下班，协调推动网约车企业参与接送医护人员，协调落实共享单车企业在医院周边投放单车，满足短距离出行需求。汪勇参与建立餐食供配体系，自行募集资金为医护人员提供泡面和水，通过“扫街”找餐馆为医护人员和滴滴司机及时供餐，争取相关部门支持落实1.5万份餐食持续供应，快速搭建起一个应急餐食的免费配送备用网络，解决了7800名医护人员及一线人员的供餐问题。汪勇针对医护人员生活需求，尽最大努力组织提供服务，组织志愿者积极采购羽绒服、护士鞋、洗漱用品等急需物品，协调购买、运送和分发口罩、鞋套、紫外线灯等医疗用品，承担眼镜、手机、电动车易耗物品等维修服务，组织为援助医疗队购买生日蛋糕等暖心活动。另一个发生在西班牙的故事同样感人。Angela曾经是马德里医院的一个护士，因为具有对时尚敏感的天赋，成为服饰网红而一举成名。疫情爆发后，她原来所在医院40%的医护人员被感染，她于是申请重新回到医院做志愿者，回到医院4天后，她被确诊感染。
▲ Angela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每个人在“疫情”中所迸发出来的“利他”性。这种“利他”性正是慈善或公益的起源，这种“利他”性是人类进化机制中的群体选择策略—人们只有在一起，才能面对和战胜共同的困难。因此，慈善或公益的行为具有普遍和永恒的规律。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可能因为不同时代或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一样，那就是对人类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怀有与生俱来的同情，并因此产生行动。
这足以解释，只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例如自然灾害、疫情爆发、人类战争，就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同情，但慈善或公益组织又总是最先作出行为反应。2008年汶川大地震，最先进入灾区的便是一支志愿者救援队。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虽然友成基金会的全部精力都在脱贫攻坚上，但还是“不可遏制”地参与到共同抗疫的行动中去。
所以，人性中共同的力量比理论中不同的观点更能揭示公益的起源；并且，当下或未来对公益起到的塑造比过往历史对公益的影响具有更大的作用—我们没有必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所谓的思想资源，除非仅仅是一种学术的研究和总结。
本次疫情中，很多公益机构都有某种“无力感”。至少有三方面可以解释这种“无力感”：其一，和政府以及企业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和财力而言，公益组织的贡献似乎微乎其微；其二，正是由于绝大部分人只看见在抗疫中公益组织直接产生的结果，而没有看见每个行为之后更广泛和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例如前述的增加社会信任和信心、增加社会连接、将行善这个权利赋予更多的社会成员等等。公益的价值被低估了。其三，恰恰表明了公益人在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面前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这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显性可见，后两个原因都是隐性而常常被忽视的。所谓的无力感可能恰恰来自于对自己更高的要求，这一点也常常是被人所忽视。正因为如此，来自公益组织内部对公益在疫情中呈现出来的局限和不足的反思，远远多于外部对于公益组织的评价和认识。
此外，人们还没有看见公益所受到的各种内部和外部约束甚至是束缚。这些约束既出于自律也出于他律，更有政策上的限制。因此有人戏称，在抗疫中做成一个项目比走私都难。在接受“善达网”采访谈到公益组织的“无力感时”，友成基金会秘书长零慧认为，如果说在本次抗疫中公益组织有无力感，除掉疫情不同于其它自然灾害这个因素以外，还应该从两方面来总结，第一是公益机构自己专业能力的限制，第二是政策环境给公益组织带来的限制。但公益的意义也许还表现在，一方面如何突破来自自身和外在的限制，但同时更加严格地在自律和他律的界限内翩翩起舞，公益如何在提升自己配得上使命的能力的同时，争取到更多的空间和社会影响力，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实验，是使一个社会变得更有机更和谐的集体努力。
在这场疫情中，关于公益，我们至少可以“看见“这样几个结论：
1. 慈善和公益的共同起源都是人性中的利他性。公益和科学有某种共同之处，它没有阶级性、没有民族性，并且就起源而言，也没有时间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争论公益的思想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常忽视的原因，即历史因素对公益的影响，可能远远不及未来对公益的塑造力量。
2. 不管承认与否，公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虽然从整体而言依旧是一种边缘性的力量，但正是这种边缘性力量，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实践。例如，“希望工程”促进了国家整体教育的提升；“免费午餐”推动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友成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推动建设的“救灾信息协同平台”成为国家类似平台的原型；无论对于政府的政策制定、还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公益都起到了实验室的作用。公益并不是政府和市场的拾遗补缺，而是社会创新的先头兵。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政府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鼓励和支持公益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社会才会更连接，更有活力。
3. 在对疫情的反应的敏感性以及行动的即兴能力上，个人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要强于一般的公益组织，一般的公益组织要强于较大规模的政府公益组织。这反映了一个组织在使命和初心的坚守程度。所以公益组织未来的可能方向之一是小规模、强专业、大网络。小规模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组织异化，保证敏捷性和即兴能力；强专业是一个边缘性组织得以存在的前提，可以提供独特性的服务和产品；大网络是指这个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力网络，具有一呼百应的能力。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公益部门的真正价值是加强和促进社会连接，增进社会信任，如果说政府用公权力保障社会稳定、市场提供生活所需，那么公益就是社会有机连接的黏合剂。公益部门的发育程度和社会的发达程度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公益部门发育程度越高的社会，其社会的治理能力和自律能力越高，也说明公益部门在社会中的重要程度越高，连接能力越强；公益部门发育很低的社会，说明社会板结度越高，这样的社会对公益组织就越有期待，特别是在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这样的组织带来的就是温暖、希望和光。正如一位公益人说的那样：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真正的公益；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那些有理想的人去坚守。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公益都是社会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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