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作为中国最早提倡和支持社会创新的非公募基金会，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的特质与创始人王平理事长密不可分。
王平理事长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曾是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欧洲联盟农业部访问学者；曾任职于教育、国际政治、政策研究、投资银行、咨询等跨界领域，对社会问题有深刻的体悟和思考。
在友成基金会成立18周年之际，我们回溯友成创立历程，以此契机重新审视“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走向哪里”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注：本文根据《友成文集》和王平理事长接受媒体采访内容综合整理。
“ 我的工作经历颇为丰富，时间上覆盖了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直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各个时期；领域上则广泛涉及教育、政府、金融以及公益事业，且我有幸接受了融合中西的系统教育。
如今回顾，最让我自我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职业道路上的抉择，都是顺应时代机遇而做出的。尽管这些选择表面上看似跨度颇大，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寻找内心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曾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美好的社会？
在成立友成基金会之前，我有过两次重要的反思。”
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女士
第一次反思
走出对欧美模式的崇拜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尊严
1971年我16岁初中毕业，当时我国还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学校留我担任专职团委书记，一干就是7年。197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业是国际政治，是法学学士，四年后毕业被分配到中联部做政策研究工作，后来还担任了副处长的职务。
1992年是许多机关干部纷纷下海创业的一年，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标志性成功人士。
这一年我也下海了——经过艰苦的考试，拿到了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离开舒适安逸的中央机关研究机构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我带着对美国的崇拜而去，满载思考而归。
在美国留学期间，为了出行便利，我迅速掌握了驾驶技能。每当驱车行驶在宽广笔直、一望无垠的乡村公路上，我都仿佛沉浸在“生命自由绽放”的愉悦之中。
一个周末，伴随着爵士乐的旋律，我情不自禁地驶上了高速公路。由于在国内从未体验过高速驾驶，看着身旁车辆嗖嗖而过，我不禁紧张地加速，一心只想找个出口掉头返回。然而，沿着绵延不绝的隔离带，我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抵达另一座城市，最终被警察引导下了高速。
可当我准备返回时，却意外迷路了。途中，虽遇到几位看似好心的引路人，但他们要求支付几十美元的带路费，我婉拒了他们。经过一路不停地询问，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到家后，我才惊觉油箱已接近枯竭，不禁后怕起来，险些在高速公路上遭遇抛锚的险境！
还有一次麻烦的经历：我驾驶着那辆仅用300美元购得的二手车不慎翻车。紧接着的几分钟里，警车、救护车和消防车迅速响应，纷至沓来。在我尚未来得及弄清楚状况之时，消防队员已经迅速将车辆切开，把我抬上了担架，随后救护车直接将我送往了医院。这一系列迅速且周到的救援行动，让我深感温暖与感动。
然而，随后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发现我并未受到任何伤害，之前那些嘘寒问暖和精心照顾的人便迅速离开了。那一刻，我独自留在医院的大厅中，仿佛从温馨的天堂猛然坠入了冰冷的地狱。手中紧握着那份不菲的医疗账单，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此刻孤立无援，身无分文，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
这样的经历可能每天都在美国发生着，这样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生命的绽放和生命的代价是结合在一起的，人随时有可能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为这样的一种危险而丧失生命。
实际上速度、发展和个人价值是以这样的代价来实现的。这是我对美国生活方式反思的开始。
当年很多去过美国的中国人，都对美国社区的垃圾中有很多值钱的家具、电器、食品等有很深的印象。我到美国后也看不习惯，甚至有种负罪感：我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欲望的城市，每天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产生着各种不可消解的垃圾。与此同时，远在祖国的我的同胞们，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让我觉得痛心不已。
然而，未曾料到的是，十几年乃至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所在的城市对此类浪费现象已变得麻木不仁。
除此之外，在美国我还经历了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尊严的深刻觉醒。
一个周末，我偶然打开电视，恰逢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布道，他竟在讲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的故事，并阐释“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哲理，这让我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我猛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如此博大精深、充满智慧。回想起过去我曾对中国文化感到自卑、不屑，甚至盲目崇洋媚外时，西方人却已经开始向中国学习，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一发现，成为了我重新认识和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
后来，我在欧洲的经历同样是怀着崇拜而去，带着反思而归。
在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欧洲人相处时，我相较于在美国时感到更加自在。这是因为，相较于财富，他们似乎更加重视文化背景与社会地位。欧洲人骨子里的高傲让他们毫不掩饰对所谓缺乏历史底蕴、文化底蕴、不懂享受生活且工作狂式的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轻视。在欧洲，我确实见证了唯美的艺术、深远的文化以及世界上顶尖的社会福利与生活水平。
然而，我注意到，他们的上流社会成员需要打理众多的别墅和遗产，频繁出席各种沙龙和以不同身份参与的社交PARTY。
起初，我不理解为何一些人尽管拥有优越条件却仍感到内心孤独，后来我明白了，他们所有的忙碌并非在创造，而是在消费。
是啊，作为上帝的宠儿，他们应有尽有，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去开拓、创造呢?我的一个号称是成功人士的朋友，身为跨国大投行区域总裁和咨询公司老板，却被严重的抑郁症所困扰，总是抑制不住想要自杀的念头。他们的成功、富裕、美丽的国度与他们的空虚、抑郁和无意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威胁论”。他们担忧中国改革开放后，如果中国人民也追求与他们相似的生活方式，拥有汽车、彩电、冰箱、别墅，并像他们一样消耗资源，这个世界将如何承载？
我多么希望祖国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啊，可是我也禁不住思考：
欧美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全球复制吗?
他们在工业化初期靠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而急速扩张，我们能复制这种发展模式吗?
我们付得起环境的代价吗?
值得这样去付出吗?
这是很多年前，在成立友成基金会之前，我的第一次思考，正是这样的深刻思考，使我走出了对欧美模式的崇拜。
第二次反思
究竟为什么要发展
后来回国以后，我在投资领域目睹了一个个上市公司的造富神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让我们的许多城市建设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许多先富人群的生活方式对资源的浪费甚至比发达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我们的社会几乎同时拥有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的堕落、发达资本主义的奢靡以及后工业化时代带给人们的空虚感，然而我们却没有美国人的创新精神，也没有欧洲人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系统。
更可怕的是我们丢掉了自己的传统美德和文化自信。所有的中国人，富裕了的以及没有富裕的中国人都在抱怨，抱怨我们的环境、医疗、食品安全、养老以及我们的社会风气；贫富差别在扩大，普通人都有无价值感、无幸福感；连社会精英也把道德感、崇高感这些人类最美好的追求当做笑柄。
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及互联网技术和新技术革命之后，更多的选择、诱惑纷至沓来，同时亦伴随着更大的金融危机与社会危机，譬如生产过剩与贫困并存、环境污染、暴力、恐怖和战争。
我不禁要问，这样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内心有怎样的价值选择?我们是要不断地向外攫取还是回归我们的初心?我不禁要问，发展带来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吗?
好像没有。我们现在的危机不是因为匮乏，而是因为公平正义、道德良心正在遭受践踏。如果没有体现每一个人尊严与价值感的社会价值，没有把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全社会共享，我们的内心何以安宁?我们的发展何以持续?我们的幸福何以实现?所以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究竟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烈为之奋斗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六十多年前，我们究竟是为什么而建立了新中国?三十多年前，我们又是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社会?
古人曾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人尽其力、货尽其用、公平正义、永续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们的共同追求，这个追求过时了吗?我们现代社会的美好追求是共建、共享、共赢的社会价值，我们追求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民主、文化昌盛，是环境生态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价值，而这些不是仅仅靠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就能实现的。
为了让人民更幸福，让我们的中国向着更美好的社会改变。我们国家经历了从1949年开始的三个阶段，我认为这三个阶段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的成立为我们打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基础;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理想远没有实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应该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回归到“以人为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才是硬道理。
友成基金会的基因：
对人的关注和对创新的弘扬
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伴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观察和体验社会的。例如在欧美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了解到发达国家是怎么样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以及他们现在社会的状况和存在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日益加重的贫富不均还是对资源的过度攫取，都让我感觉到这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途径。后来在金融领域工作时，现代金融体系单向度地将资本增值作为唯一目标，也让我对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异化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还有一个小故事，对我最终的选择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一年，我到农村考察，打算做一些扶贫的事。但当地的村民看到我们就伸手要钱，还说有哪些大学已经给了他们多少钱。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在想，扶贫这样一件好事，是不是也有可能异化成一件不好的事情呢?
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逐渐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认知，不改变认知，解决的都是表象问题，而且还会在解决旧问题时产生新问题。
2006年，当我和女儿讨论正在筹备成立公益基金会的时候，她在纽约大学文理学院学习城市规划设计。那时，她正在思考自己的职业路径和未来方向，选择了纽约大学首次开办的社会企业家课程，并参与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作者戴维·伯恩斯坦的团队，进行了许多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案例访谈，也将TEDx活动首次引入中国举办。
在女儿的介绍和推动下，我读了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在书中，戴维·伯恩斯这样定义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
“社会企业家是一批为理想驱动、充满创造力的人，他们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要重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读完后，我心潮澎湃：我做公益不就是想寻找和我一起改变世界的人吗？不就是这样的一群社会企业家吗？社会企业家精神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倡导和发扬的思想观念，应该成为现代美好社会的引导力量。
到了2007年，我觉得所有条件都成熟了，于是在两岸三地几位企业家朋友的帮助下，成立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的英文名称是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直译为“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在当时的中国，我们是第一家以社会企业家为名称的基金会（2022 年 10 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正式更名为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公益的缘起可能要归结到人生各个时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而成立友成基金会，说明我决定起而行之了。而且，在友成基金会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满怀济世之心的企业家、忧心民生的政府官员、不辞辛劳的志愿者和富有卓识的专业人士。相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想到了一起，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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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友成基金会成立大会
在2007年5月12日友成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我明确提出：“在众多的 NGO、NPO 组织中我们友成的特点是什么?我想说我们的最大特点是创新。其中包括理念的创新、项目方向的创新、项目运作主体的创新和运作模式的创新等。”
在成立大会上，我们第一次提出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相结合的概念，创新了“扶贫”的涵义，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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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友成基金会成立大会
友成宣告成立之初，正像公益领域的一个初生婴儿，因其乃因应时代需要而生，她最初发出的声音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共鸣。
最早发现并关注友成的包括对社会探究深广、目光敏锐的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友成的成立大会上，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吴亦兵先生主动提出，为友成基金会义务进行战略规划，把友成打造成为一个中国领先的公益机构。
2007年7月，麦肯锡派遣七人精英团队，用10周时间为友成做了关于战略定位和能力建设的全面咨询。在创立之初战略定位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大量实地调研以及与麦肯锡等朋友的研讨切磋，友成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战略和愿景，概括为友成“一二三四五”发展战略。
2007年友成基金会与麦肯锡团队
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就明确了友成基金会永远是一个怀有崇高理想并坚持良知实践的社会组织，因此建立一个有理想、有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的团队是我们这个公益事业创业的前提。
当时我们要求，作为肩负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举的光荣使命的友成基金会的团队成员，至少必须满足两个并行不悖的条件 ：
首先，要求友成基金会的每一位成员首先具备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高价值认同。它表现为伟大的志愿者精神和情怀，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用恭敬、热情和仁爱之心去帮助和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第二，友成基金会永远是一个具有学习能力并不断创新的专业组织，因此要求基金会的每一位成员必须时刻加强能力建设和提高专业水平，用职业心态、专业能力去帮助和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也是我们倡导的友成文化。
我认为公益组织的终极目标是关于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17项指标也是关于人的，我们所憧憬的未来，美好社会的愿景使命价值观都是关于人的。人的社会性在于，当个人得到全面良好的发展，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还能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应当作为公益项目的终极价值理念，这也是我创立友成基金会最初的发心。
从成立至今，在友成所有提出的理念和思想中，我们都可以清晰地发现两个基因，其一是对人的关注，其二是对创新的弘扬。对人的关注，不仅局限在弱势群体，也包括精英阶层；对创新的弘扬，不仅体现在基金会组织自身的创新，更体现在对社会创新组织和领袖的发现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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