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资助 ——友成在非公募基金会运作模式上的探索

王平理事长在首届非公募基金会（2009）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2009年7月2日

      “参与式资助（high engaged grant-making）”是友成的一个创新。为了让同行和社会各界清楚地了解友成首创的这种新型运作模式，王平理事长在首届非公募论坛上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这个名号就可以读出：友成的基因里，天然地打着企业家群体的烙印。商业投资所要求的——对市场深入考察、透彻分析，对投资对象的全方位解，以及若干投资模式——产业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在友成的战略规划中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借鉴，从而让友成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本身，成为她的一大特色。需要注意的是：公益投资所追求的效益不能与商业投资等量齐观。

      这种借鉴会产生何种效果，友成的创新运作模式会给友成本身和中国的民间公益带来鲜活的发展动力吗？友成正在用自己的公益实践来验证，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指点。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首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09 年年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作为此次论坛的发起单位之一，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在项目运作方式上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不久前曾有报道说，“友成基金会不做资助式基金会”。这是一种误解，所以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下澄清。在07 年的第二次理事会上，我们的确提出不再简单地把自己定义为成立初期提出的资助型基金会，而是将“参与式资助”作为自己的项目运作方式。这是一种既不同于纯粹的运作型基金会，也不同于传统的资助型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具体而言，参与式资助由三个类别组成：

      第一类是以参与为主的项目，这类项目符合友成的长期发展需要，是友成的战略性公益项目。对这一类项目，友成会经过周密的可行性论证，并组织自己的团队来具体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也资助合作方共同参与。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的“友成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以及“社会创新”就是这样的项目，在友成内部，我们将这类项目比喻为产业投资 这是用商业投资的语言来描述的。

      第二类是尚处于种子期或者是初创期的具有社会创新性的公益组织及其项目。在资助此类的项目时，除掉资金以外，友成还投入自身的团队和外部专家团队参与项目的试点，指导或者协助该组织进行公益产品的深度研发、战略规划以及策略制订，以全面提升受助者的执行能力；同时还投入包括志愿者在内的其他资源，协助项目的孵化。这一类项目类似于商业领域的VC（Venture Capital），即风险投资或者是创业投资，友成通过“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所支持的项目就属于这个类别，例如花旦工作室、1+1 文化等。

      第三类项目是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比较成熟的公益项目，这类项目在发展中需要资金，我们会在准确评估项目的前提下，为项目提供资金的资助。这种资助相当于商业领域的PE（Private Equity），也就是股权投资，只不过我们并非真的获取被资助机构的股权。友成对于“协作者”的资助就是这类项目的典型。这也是许多资助型基金会通常所做的一种类型。

      经过近两年的摸索，我们开始在参与式资助这种方式上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这种模式的可行性。

      大家知道，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公益基金会分为运作型基金会和资助型基金会。一般而言，中国的大型公募基金会主要是运作型基金会，比如青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基金会则属于资助型基金会，例如福特基金会、盖茨基金会。

      从历史发展来说，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公益水平进入到了更高的阶段，说明了无论是社会大众对社会公益的信任，还是公益基金会自身的专业管理和运作能力，都进入了良性循环，这就是友成在成立之初，将自己定位于资助性基金会的原因之一。

      但是资助型和运作型的基金会对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它需要很强的嗅觉，也就是要对申请资助方的执行团队和项目有很强的判断力和分析能力；而运作型基金会则更像商业世界当中的实业企业，需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项目管理和运营能力。

      因此简单地说，对参与式资助这种方式而言，需要上述两个方面能力的复合。毫无疑问这对友成是一个持续的挑战。但是事实也证明，正是在迎接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友成不断地成长和发育。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选择参与式资助作为友成的战略之一，绝不是为了寻找一条所谓差异化的发展途径，更不是所谓品牌宣传上的概念创新，选择这个方向既是基于中国国情而作出的判断，也是符合友成基金会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总体而言，我国公益事业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非公募基金会的历史则更短，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似乎遇到了这样一个死循环：一方面中国公益事业的更大发展必须依赖于更多资助型基金会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公益机构本身存在的能力缺陷，却是阻止更多资助型基金会出现的主要原因。友成认识到要想成为优秀的资助型基金会，必须首先具备特别出色的能力、公信力和感染力，而这一切必须通过直接的参与才能获得。

      其次，对人的关注是友成公益理念和发展战略的核心。对于最终受益人，我们既关注他们的生活改善，更热心于他们能力的提高。

      对于帮助的方式，我们既通过资金来直接帮助，更希望通过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其他资源的调动和整合，最大限度地使受助群体获益。我们认为这个理念和认识是符合公民社会发展趋势的，也是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完全一致的，这也要求友成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和素质都很强的机构，而参与式资助是实现这一战略定位的最好路径。

      第三点，我们看到：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公益领域中，相对于成熟的、有执行力的社会组织，或者叫草根组织而言，可提供资金资助的公益基金会是比较多的，或者将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草根组织所需要的帮助又不仅仅是资金上的，更多的是需要项目策划方向的把握，操作理念、执行能力的培养和各种资源的配备。因此我们提出参与式资助既是鉴于对中国公益领域需求现状的一种判断，也是在公益领域内对商业领域的创业投资经验的一种借鉴。

      各位同道，友成作为一个由两岸三地的著名企业家共同发起和资助的非公募基金会，其自身又希望以专业化的参与式资助的方式履行企业家理事赋予我们的社会公益责任。在我的心目中，如果要用一张资产负债表来表示友成的状况，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张表的右侧，也就是负债的象限，主要包括两个科目——其一是来自社会的捐赠，其二是来自社会的期盼，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负债；而在我们的左侧，也就是在资产方，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除了可用资金以外，还有通过直接资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通过项目参与所获得的经验和能力，通过项目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给予我们的信任。

      如果我们的资产结构真的如此理想，那么友成才有可能成为我们企业家理事的公益代言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基金会，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

      上个月友成在延安召开了理事会。我们选择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圣地的地方召开理事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会后无论是我们的理事还是我们与会的一些专家，都感觉受益匪浅。最让大家感觉意味深长的就是陈嘉庚先生在延安的故事。1940 年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代表团访问延安，慰问抗日的将士，在窑洞门前的空地上，毛泽东用自己种植的蔬菜为陈嘉庚设宴接风。事后，陈嘉庚先生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招待我花了800 大洋，而毛泽东招待我只用了两块钱。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后来，陈嘉庚为抗日募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有两个：

      第一，我们其实可以把陈嘉庚先生视作一个资助方的典范。他亲自来到解放区了解了真实需要，因此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使资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都有了万无一失的保证。

      第二，我们可以同时将当时的共产党视为一个公益组织。一个公益组织能否获得成功，不在于资助方是否慷慨，而完全取决于其行为是否真正地有利于社会，是否可以触动人们内在的情感。

      我希望用这个故事和我们的公益同道们共勉。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