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5-24
《社创客》：社会组织和整个公益行业近年来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面临着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其中的根源何在？如何理解您在《中国向前冲：二十一世纪慈善与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的，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策略”实际上是“战略”问题，所谓的“能力”是“心力”问题？
王平：NGO 都是使命驱动型的，但是中国NGO 大多把使命愿景写在章程里而不是牢记在心里，其实是以下三个问题没有弄清楚：Mission 使命，即我们是做什么的？Vision 愿景，即要到哪儿去？Value 价值，即我是谁？这些都是战略层面的问题，NGO 等社会组织要提高社会创新的能力，离不开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而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社创客》：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过问题。这个问题对NGO 真的这么重要吗？
王平：是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而这些都是战略定位需要回答的。一个组织需要有战略，一个行业和一种力量的兴起也要有战略的定位。中国NGO发展这么多年，在学习国际经验方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不可照搬、照抄，其实我们对自身是不是够了解？行业内也有很多培训，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走上原创的道路。不是说不能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模式，也不是不能学习商业的课程，而是说要花更大的力气来考虑如何转化，如何再创造。我们认为，在中国，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本土化解读之后，再在行业内外进行倡导。我们应该立足本土，传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了解历史和中国特色的国情，站在“历史”和“前人”的肩膀上，回应当下的需求，不是“言必称西方”，言必谈“主义”，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活在当下。这种传承和扬弃是我们进行一切创新的土壤和根基，而不是简单照搬时髦的新理念。“我们要到哪儿去”，既离不开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中国建国以来发展的三个三十年的认识。新中国发展的第三个三十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价值是硬道理。实现整个社会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结合，这是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回归。
回答“我们是谁？”我们要看清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定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力量的觉醒、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第三部门，相对于第一、第二部门来讲是非常弱小的。我们是谁？我们对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政府的区别在哪里？哪些是必须政府做的？哪些是政府做不到、我们能做到的？哪些是市场能做的？哪些是市场做不了而我们能做的？认识到这些问题，就能弄清楚自己的定位。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找不准自己的定位，过去是“行政化”，现在要“市场化”，问题都出在一个“化”。行政化的“化”代表的就是自上而下、一刀切的行政命令，是权力崇拜。“市场化”的“化”，也就是说一切可以拿市场来解决、靠砸钱来解决，是市场崇拜，这并不是一个创新的思路。无论是“行政化”还是“市场化”，只要是“化”，对于第三部门来讲，其实就是一个牢笼和圈子，我们不要把自己“化”在里面。
《社创客》：所以您在说社会组织和整个公益行业所谓的“能力”是“心力”问题？
王平：是的。这个心力就是仰望星空，非营利组织，要有超越的高度，超越权力的高度、超越经济利益的高度，同时要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度，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就是社会创新的空间。
《社创客》：您觉得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有什么不同？
王平：社会创新和商业创新有着不同的目标和驱动力，特别是创始人的“驱动力”不同。两者的区别是“天下为公，顺便赚钱”，还是“赚钱第一，顺便公益”的问题。社会创新的目的是非商业的，但其方法可能是商业的。商业创新的首要目的是资本和财富的最大化，其客观结果未必总是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有利于社会公正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而社会创新的首要目的是解决某一特殊的社会问题、创造社会福祉，其本质是回归以人为本，实现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在此过程中，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都不应受到损害。社会创新的难度要比商业创新难上数倍。（有一个比喻，说如果商业创新是在跳舞，想要盈利，既要会往前还要会往后跳，而社会创新，要兼顾义和利，就像一个舞者，她需要穿着高跟鞋，还要反着跳，难度可想而知。）
《社创客》：我们注意到您在讲话中提到，传统公益慈善模式较少关注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难以产生可持续的社会改变，虽然许多公益机构也希望探索公益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但整个社会对公益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超出简单的捐钱捐物，其根本原因在哪里？
王平：社会领域发展的最大障碍是理念的陈旧和评价体系的单一。这并不只是社会组织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还没有把公益提到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社会价值的高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标准”，评价体系的单一。新中国第一个30 年的评价体系是政治方向统一，第二个30 年的评价体系是经济的量化指标为第一，这个指标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甚至公益也有了量化的思路，比如盖了多少学校、捐了多少款、做了多少项目，等等。实际上，我们应该用社会价值的创造即Impact 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在这里所谓的社会价值并不是泛泛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价值，比如创造了普遍意义上的税收、就业、产品与服务，而是指建立在解决现实具体社会问题基础上的、客观可衡量的、体现社会或社群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
《社创客》：这种新的评价体系与以往的评价体系有何不同？
王平：社会价值的创造能力取决于两个维度：社会议题的公共性、社会性和解决方案的专业性、系统性、创新性、可持续性。我们能不能跨出传统的思维，把社会议题定位在真正为人类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样一个天下为公的高度呢？在方法上，能否采取跨出公益界，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协同合作寻找解决方案呢？如果以上的问题都是肯定的，那么社会价值的创造力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社会组织的评价体系升级到这样一个全方位、系统化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上来。
《社创客》：那么依照这样的评价体系，应当如何具体衡量社会创新和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
王平：我们认为，评价体系一定包括目标、方法和行动这三方面，即除了议题的公共性、方法的创新性、系统性之外，还需要实现目标的行动力，即Aim（目标）、Approach（方法）、Action（行动）三效合一。我们将这三个A 对应三个“力”，即Aim 驱动力，强调以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导向；Approach 创新力，强调为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而进行的模式、机制、工具和方法的创新；Action 行动力，强调组织和团队实施创新解决方案、达成社会目标的执行能力。我们在评价一个组织或进行能力建设的时候，一定离不开这三个维度。在任何一个单一维度评级体系中，片面强调社会性、公平性和片面强调经济效率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不仅抵消了其正向的社会效应，没有可持续性，还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凡是没有效果、不可持续和不是系统解决方案的设计与盲目的行动，不管号称是什么样的目标，其结果都不是真正的在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说目标、方法、行动三效合一是社会创新的试金石。目前友成已经完成“三A 三力”原则与评价体系的初步研发，下一步将据此形成较为完善的细化指标体系，此外还将开发系列工具手册、开展相关系列培训，指导和评价社会创业家。
《社创客》：我注意到，友成基金会的英文翻译即带有“social entrepreneur”的字样，说明友成基金会一开始就是以“社会创新”为使命的。您曾经说过，最初创办友成基金会时，还不知道社会创新会不会变成我们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还是“冬天”，而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创新的春天是否已经到来了呢？与当时相比，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平：从理念上来讲，友成从7 年多前就大力倡导的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当时也不被大家理解；而现在越来越得到来自政府、企业、公益的有识之士的认同，我们发现和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从实践上看，友成很早就资助的一批社会企业也逐渐进入了主流商业投资视野，例如：关注全国约1500 万儿童的读写困难问题的“乐朗乐读”、由“科学松鼠会”发展出的“果壳网”，培训残疾人为社会提供互联网服务的“残友”。友成还支持过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企业，例如善淘网、鹤童、歌露营、花旦工作室、一加一、剪爱等，也发展得很好。这些案例也从一个角度印证了，友成以自己在评价项目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的独特眼光，一直在公益领域扮演着发现新公益领袖、支持社会创新的“天使投资人”的角色。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社会创新天使，如果说春天来了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触摸到社会创新的脉搏，在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影响下，这种触摸也更加真实和强烈。
《社创客》： 2014 年起，中国公益领域发生了很多事情，质疑、高调捐款、企业基金会和商业与公益的边界等词汇不断被媒体和公众提出，公益面临“凤凰涅槃”的时刻。未来几年，在一个“升级与蜕变”的关头，创新才能发展已是共识。然而我们发现，行业内对最基本的“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社会问题”、“社会投资”的定义各有说法，缺乏一个权威的标准。
王平：其实社会创新就是站在历史和前人的肩膀上发现并回应当下的社会需求，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是人类不断探索用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新模式，系统、集约和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只要是有利于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任何变革手段都可以说是社会创新——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或者社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谈社会创新，就不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创新了，还包括政府的社会创新和企业的社会创新，三大部门跨界协同，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最大化。一些普遍存在的陈旧观念也会影响到社会创新的理解，比如，传统观念中要么将政府与社会二元对立，要么将公益与商业二元对立都是片面的，缺乏创新的。所以我才提出不要权力崇拜，也不要市场崇拜，不要“行政化”也不要“市场化”。社会创新要有超越两者的高度和自由度。
《社创客》：友成是怎样理解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这些概念的？
王平：我们希望抛开争议，提出一个更超越的概念——“社会创新型企业”。它与一般的社会责任型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履行社会责任义务，而是以增进人类公共福祉为目标，同时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社会创新型企业”不同于普通的“社会企业”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使用商业的手段和市场运作方式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状况，而且关注更具公共性、长远性的重大社会议题，力图用创新的商业模式，系统而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增进人类福祉。我们也倡导“社会价值投资”，是一种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投资基金或资产类别，它是资本市场中有远见的投资者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视角，通过投资于“社会创新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有效地应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面临的公平、效率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挑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价值投资者是公共领域致力于社会创新的跨界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们和华民基金会等共同发起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就是要在中国的主流投资界来倡导投资领域的社会创新。
